1、         流浪乞讨者拒绝进入收容所

杭州市有关部门曾联合公安、市容、城管等部门联合对街头流浪乞讨者进行救助。但是4个多月以来，救助站一直是门庭冷落，更多流浪乞讨者宁可风餐露宿，也不愿意去有吃有住的救助站。这是怎么回事呢？下面是记者和流浪乞讨者的对话。

记者：救助站里给你白吃白住，你去不去？

　　  街头流浪乞讨者：我不去。

街头流浪乞讨者：要俩钱，给孩子赚点学费。

《管理办法》中有规定，对于以乞讨为职业而不愿接受救助的乞讨者，救助站不能强制收容，只能采用劝说、引导的方法。而目前杭州市救助管理站的"劝乞"工作面临最大的问题就是城市中存在的大批"职业乞丐"。这些人当中有很多把乞讨当作了生财之道。

2、下岗职工拒绝二次上岗

重庆市委人士称，有些低保人员今天上岗，明天又下岗，如果一上岗就取消低保，对他们的生活很不利。有的低保人员实现就业后，发现工资很低，干脆辞职“霸吃”低保。

针对此现象，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提出低保渐退制，对已享受低保待遇的家庭，低保对象就业上岗后，在就业初的3个月试用期中，本人收入不计入家庭收入。有委员称，市民政局表示，有劳动能力，但一年内经两次介绍就业而无理拒绝的，将不能享受低保。

    OK，我们现在来看杨丽娟为什么拒绝看心理医生。

对于自己是否有心理问题，杨丽娟有自己的解释：“我不是一般的追星族。我一听到有人让我看心理医生就会立刻要求对方向我道歉，或者干脆挂电话。”一听到自己应该看心理医生的说法，杨丽娟就会立刻发飙。

据报道：在杨丽娟去香港处理父亲后事的14天里，将杨臣刚捐助的2万元已经用完，最后几晚的香港房租和从深圳到兰州的机票钱是一些好心人出的。杨丽娟告诉记者，回来后付房租、手机充值、四处办各种手续之类的，现在手头还有1800元钱。

她们暂住的兰州红旗招待所位于兰州的商业旺地文昌路上，一个月600元的房租。在一家三口去香港之前，就在这里住了三个月。招待所里不让生火做饭，母女每天都在外面的小摊上买五毛钱的一张饼，或者1元5角一份的凉皮，“两三天就炒个土豆丝什么的打包上来，每天也没什么胃口，吃不下什么。”杨丽娟说。而做饭也不是她和母亲擅长的，以前买菜做饭通常都是父亲杨勤冀的活儿。

杨丽娟父亲的生前好友徐天民认为：600元的招待所太贵了。兰州的一房一厅的租金多在300到400元之间，稍微差一点的还有80~100元。他说，“曾经和杨家母女提过找一个省里单位盖的公房，那是平房，一个月也就80元到100元的房租，就是没有暖气，但到冬天生个炉子也就行了。”他还想着让杨丽娟去卖菜做点小生意过日子，“我当时跟她说我可以帮她去批菜什么的。” 徐天民认为的最佳的道路没有被杨家母女接受。

陶菊英告诉记者：“我们也看过一些房子，但一看都是楼道又黑又脏，还有之前是不是死过人，都得考察清楚。”

对于未来的打算，杨丽娟说自己想得很清楚了。“让我去工作是不可能的，爸爸在的时候我都没工作，他走了我就去工作这样会被人家笑话。至于婚姻家庭我也从来没有想过。”

又说，现在唯一能延续自己生命的方法就是出家，找一个清净的，没有人打扰的地方度过自己的后半生。“找一个清净之地，这是延续我生命的唯一道路，对我来说是唯一也最合适的道路。走其他的路走不好。

其他的路怎么不好？杨丽娟没有说。

我们现在把黑体划线部分的字连接起来，可以看到：1800元住兰州的商业旺地，月600元的房租，每天都在外面的小摊上买，没什么胃口，做饭也不是她和母亲擅长的。

就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看到了《西部民族地区贫困问题的现状及其形成原因》一文。到2004年，农村绝对贫困人口的标准为668元，低收入人口的标准是924元。后者即相对贫困的标准，指初步解决温饱，但收入还不稳定的状况。而贫困现状的形成原因是复杂的，包涵自然地理、社会历史、内外因素的综合影响。

看看我们勤劳善良的劳动人民吧，他们一年的收入也就是杨丽娟三个月房租，杨丽娟还有什么不满意？她不满意的应该是怎么没有更多的人来捐助她！她住在兰州商业旺地，宁可去买1.5元/份的凉皮，都不能买一斤多能够吃一天的面粉吗？手机对于她来说是生活的必需品吗？

杨丽娟的出家，可能最大因素就是因为有个不用付费的住所，有个可以不用做饭就吃饭的地方吧。

或许她拒绝看心理医生，就是害怕有了正常人的思维，和处理事情的正常态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