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质彬彬：
 “文”、“质”作为对艺术、人格的观念范畴，源自《论语•雍也》：“子曰：‘质胜文则 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孔子本是就其理想人格“君子”发论，后世论者一般认为早在先秦时期，孔子便已注意到了文章的内容与形式的关系问 题。孔子所说的“文”，指的是外观形式的文采。孔子所说的“质”，有人认为指内在实质，即内容；有人认为仍然是指形式表现的质朴无文。也有人认为这两者其 实是相通的，表现形式的质朴无文，是由内容的质朴所决定的。“彬彬”，或谓“文质相半之貌”，或谓“文质备也”，或谓“美盛”之义，文质彬彬，即文质并 茂。尽管后人释有歧义，但孔子提倡“文质彬彬”，就是强调文质统一，则无疑义。

《论语•颜渊》云：“棘子成曰：‘君子质而已矣，何以文为？’子贡曰：‘惜乎！夫子之说君子也。驷不及舌。文犹质也，质犹文也。虎豹之鞟犹羊犬之鞟。’” 皮去毛为鞟。毛所显示的不同花纹，不仅是质的表现形式，而且本身就是质的有机组成部分。《说文》释“文”曰：“错画也，象交文。”这可以与《国语•郑语》 所记史伯语“物一无文”以及《易传•系辞》“物相杂，故曰文”相发明。刘勰《文心雕龙•原道》“天文”、“地文”、“人文”三者共举，并将自然之文区分为 作用于视听的“形文”与“声文”。《说文》释“质”曰“以物相赘”。从《礼记•礼运》的“还相为本”、“还相为质”可以看出，“质”即“本”，是事物之所 以为此事物的根本。文与质的关系，既有统一的一面，也有矛盾的一面。就统一性而论，必有其质，方有其文，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就矛盾性而言，文可以反作 用于质，而对质产生积极或消极的影响。这就构成了传统文论中的文质统一论。

 

先秦诸子百家中也有把“文”与“质”的对立加以绝对化的说法，如道家、墨家和法家的理论实质有所不同，但都表现为重质轻文，甚至持“文灭质”之论。《庄子 •缮性》曰：“文灭质，博溺心，然后民始惑乱。”人文之“文”竟然是对事物纯朴之质的破坏，“文”被看作人为外加的甚至是扭曲本然的虚假饰物，所以他们要 求去文就质。这一极端化的“文质”说，影响远不及儒家传统文论的“文质”统一说。汉代的扬雄继承和发挥了孔子文质兼备的思想，在《法言•修身》中提出“实 无华则野，华无实则贾，华实副则礼”的文质论。“华”在扬雄这里仍指外在的形式，“实”则为内在的本质，有“实”无“华”、有“华”无“实”均有缺陷 （“野”和“贾”），均不理想和完美，只有“华”、“实”相副，才能体现君子风范，文质彬彬合乎礼义。

 

魏晋南北朝时期开始出现重文轻质的倾向，特别是六朝的文学创作，竞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六朝人把“文质”概念引入文学领域，文与质基本上是指文学作品的 内容与形式，且强调它们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云：“至于建安，曹氏基命，二祖陈王，咸蓄盛藻，甫乃以情纬文，以文披质。”刘勰 《文心雕龙•情采》曰：“夫水性虚而沦漪结，木体实而花萼振，文附质也；虎豹无文，则鞟同犬羊，犀兕有皮，而色资丹漆，质待文也。” 刘勰还把“文质”的辩证统一关系看作是推动文学创作发展的内在基本因素，因而从理论上努力概括“质文化变”的历史潮流和审美规律，以期文艺创作及其理论批 评的健康发展。如《文心雕龙•时序》云：“时运交移，质文代变。”又如《通变》云：“斟酌乎质文之间，而檃括乎雅俗之际，可与言通变矣。” 魏晋南北朝的文质观念突出了“文”的文学性和审美价值，使中国古代文学自觉的时代终于到来。

 

唐人魏征在《隋书•文学论传》中指出文质二者的特点以及在文学中的不同表现：“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彼此好尚，互有异同：江左宫商发越， 贵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若能掇彼清音，简兹累句，各去所短，合其两长，则文质彬彬，尽善尽美矣。” 他所称“文质”，总括了南北二地文学风格和风尚爱好的不同，强调取长补短，以达“文质彬彬”的完美境界。这是传统文论中“文质”内涵的扩展。

 

宋明时多重质轻文，主张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未必有德，道胜而文不难自至。

清代的“文质”观念，多在前人的基础上沿袭和发展。王夫之《古诗评选》卷五云：“文以质立，质资文宣。”“质”是本，是体；“文”是象，是用。“质近内而 文近外，质可生文而文不能生质”。但是“文”也不是“质”的简单形式，更不是可有可无的，“质资文宣”，就是“质”待“文”现的意思。这是对前人文质观念 的沿袭。由于“文”与“质”作为文艺创作的两大要素的复杂性和多变性，“文质”有时又可指风格和风尚，其中包括时代风尚、地方风尚、文体特征和个人风格 等，这则是对前人文质观念的丰富和发展。清代古文复兴，古文家大都突出质的重要。如桐城派主将方苞在《杨千木文稿序》中指出：“文者，生于心而称，其质之 大小厚薄以出者也。”章学诚在《文史通义•言公》中甚至认为：“文可以明道，亦可以叛道，非关文之工与不工也。”

 

 

 

尽善尽美：
《论语•八佾》：“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旧注认为孔子之所以 对《韶》乐和《武》乐作出两种不同的评价，是因为《韶》乐表现了尧、舜以圣德受禅，故尽善；《武》乐则表现了武王以征伐取天下，故未尽善。朱熹注说： “《韶》，舜乐。《武》，武王乐。美者，声容之声。善者，美之实也。”美是从艺术形式说的，善则是指艺术作品的内容而言。孔子把美和善结合起来评价艺术作 品，这一点很值得重视。

《论语•述而》还记载：“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

《论语•八佾》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

 

孔子不是排斥去“美”要“善”，而是主张既要“尽美”，又要“尽善”，使美与善完满地统一起来。孔子避免了由于看到美与善的矛盾而用善去否定美的狭隘功利 主义（如墨家），也没有企图脱离现实的社会伦理道德的制约去追求绝对的自由和美（如老庄），这就是孔子在解决美善矛盾这个重大问题上的杰出之处。在这点 上，应承认孔子强调审美的社会意义的合理性和正确性，虽然他对审美的社会意义的了解有其为历史所造成的狭隘性的一面。

 

明•郝敬：“尽美，言其声容可观可听，此乐之文也。尽善，即可观可听之中，一则清明广大，泰和元气，一则发扬蹈厉，微少和平，此乐之情也。”《论语详解》 美是指艺术形式（乐之文），善是指政治内容（乐之情）。孔子已懂得对文艺作品的评价要从政治和艺术、内容和形式两方面来衡量。

 

为什么说《韶》乐尽善，而《武》乐未尽善？注家有不同的解释。郑玄说：“《韶》，舜乐也。美舜自以德禅于尧，又尽善谓太平也。《武》，周武王乐。美武王以 此定功天下，未尽善谓未致太平也。”这是说，《武》逊于《韶》，是因为武王作乐时，功成而未治定。焦循《补疏》、刘宝楠《正义》等人大致同意这种说法。孔 安国则说：“《韶》，舜乐名。谓以盛德受禅，故尽善。《武》，武王乐也。以征伐取天下，故未尽善。”何晏《集解》说：“《武》不如《韶》，是因为武王以武 力征服，而不是以揖让受禅。”邢昺《疏》、朱熹《集注》等人释义与之略同。这两种解释都可以说明孔子的礼治思想。礼治也就是德治，要以德服人，所以《武》 乐歌颂武王之以征伐取天下，就不能认为是尽善了。礼治规定圣王于功成治定之后才能作乐，而《武》乐作于未致太平之时，自然不能认为是尽善了。孔子所谓 “善”的根本是合于礼。正如魏征《隋书•文学论传》：“……若能掇彼清音，简兹累句，各去所短，合其两长，则文质彬彬，尽善尽美矣。”强调取长补短，以达 “文质彬彬、尽善尽美”的完美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