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读硕士的时候，虽然读的是中国史方向，也选修了世界史的课程，于是认识了徐显芬老师（女）。

徐老师在日本师从早稻田大学的教授，研究中国政治的专家毛里和子。自己研究日本对华援助（ODA），并在日本出版专著。我读硕士的第一年，正好是徐老师辞去日本的教授职位，回国任教的第一年。

徐老师采用日本的教学方式，在课上让学生自己选择感兴趣的题目，搜集资料，写一篇小论文。然后在课堂发表，让学生互相提问——相比之下，其他历史系的老师，对于给研究生上课的态度近似敷衍，只是照本宣科，读一点自己的文章。

也正是在徐老师的课上，我学习到了一个重要的概念（应该说是被点醒）。每当学生之间在争论时，徐老师一般不干涉。但到了某些时候，她会出声阻止，说：“这个不是关于事实的讨论，而是关于价值观的讨论，不用说下去了”。我恍然大悟，事实是可以讨论的，价值观是讨论不出结果的。（当然，所谓事实讨论，必须是具体微观的事实，如果过于宏大，则变成了一种价值观。比如，美国称霸世界，这不是可以论证的事实，而是一种价值观）

在自己三十几岁的时候，还能有醍醐灌顶的机会，真的很美妙，我也很敬重徐老师。

然而，徐老师对我的态度似乎有点微妙。她虽然坚守住自己作为老师的立场，没有在课堂上向我公开提问，但能看出来，她虽然从日本学成归国，但是对于我的偏向日本的立场，是有些反感的。由于我能言善辩，又见解独到，也形成了自己的价值观，在课堂上，其他同学其实是说不过我的。而我的立场一直都是站在日本那边的（我们课上的研究题目都跟日本有关），每当同学被我说得无法反驳时，徐老师都会不动声色地插几句。有好几次，我都能感觉到她是硬忍着才没有下场与我对战的，真是一个好老师。

除了上课，我还替徐老师翻译日本政府的档案，千字50元，作为生活补贴。这些翻译出来的档案，都是准备出版的。

因此，我跟徐老师的私下交流比较多。有次我很不懂事地问徐老师：“在国内的历史研究其实很不自由，我都知道。而且日本的教授职位也很宝贵，您为什么要舍弃日本那么好的研究条件，回到国内呢？”

徐老师笑嘻嘻地说：“因为在日本，不管自己取得多大的成就，总觉得是在外国。日本人再怎么客气，也觉得是外人。只有回到国内，才觉得安心，是自己人”。我有点愣住，徐老师是在日本功成名就的，却对日本有这样的排斥感，我万万没有想到。

除了这方面我跟徐老师的隔阂，后来在翻译费用上，也产生了矛盾。我未毕业时，徐老师直接把酬劳打到我的学生卡里。但是等我毕业后，学生卡失效，如果翻译费用直接打到我银行卡，必须扣除20%的个人所得税。徐老师让我去找个低年级的同学，借用别人的学生卡收钱或者由我承担20%的个人所得税。我认为这是无理要求，我辛苦翻译，为什么扣掉20%的钱？我更没有义务要去借用个低年级同学的学生卡，20%的税应该由老师承担。

结果徐老师说了句让我寒心的话：“那我的经费不是浪费了吗？”

这些是私人恩怨。

徐老师把自己的日语专著翻译成了中文，联系出版社，但是因为内容“敏感”，至今未能付梓。没过几年，官方宣布，抗日战争从八年抗战改成十五年抗战；之后加强了对高校的管理和学术研究的指导等等种种措施的出台。

不知道徐老师有没有后悔当初的选择。

                            痴魔居士

                           2024年12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