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二十年梦回父亲出生的小村，归期未有期，终于，到底是回来了。

    故乡的路已长满了青草。

    我记得很多年前，我曾背着小书包从城里骄傲地回来，自村口的河堤走过，迎着乡民热情而羡慕的眼光，像一只骄傲的兔子，头上的红绸子摇摇摆摆。忙碌劳作的村民盯着我的时髦装束，惊喜而客气，老远便大声就呼唤我的学名：

    “瞧瞧瞧,这么好看的伢是谁家的啊！是书林吧！哎哟，这不是我们村的‘读书人’家的小伢书林吗？！嘿，书林，先生放你假啦？”

    然后，他们紧接着拉长了嗓门，不顾我的傲慢，又成群结队地叫起来了：

    “书林你回来啦！你爸爸没跟你一起回来吗？你们家那几个大学生堂哥没跟你一起回来吗？”

    “还是人家读书人忙啊，学堂里先生不让休息，就一天都不能休息，先生说不能睡觉，就得就着雪光读书呢。”

    他们对文化的全部认知来自张村每年一度的盛大社戏，但是我不想纠正他们“先生不叫先生，应该叫老师才算正宗”，神气地径直迈着小碎步扬长而去。

    读过许多书后，方才明白戏里的说法才是正宗，可是又有啥用呢？那个嘴里最爱“先生”长“先生”短、名叫张道谋的乡亲没能等来我的道歉，已于两年前一个深夜，被一个罕见的突如其来的大胡击倒，猝死在麻将桌前。

    那一年，爸爸拿着图纸，指着村头一块空地，对一群人比划说，这是块风水宝地。

    他们开始建房子，在林边的空地挖下四四方方整齐的深深的沟壑，填下许多块一米长、六十公分宽、七十公分高的山石，用水泥糊着，然后用山石不断累加着它们的高度......

    我不跟人家上山打鸟挖野菜了，专门领了弟弟天天到工地视察进度。

    我弟弟好奇地问我：“们打算干什么？”

    “盖咱们家新房呗。”

    “那，我的房间在哪？”

    他问了我一个我们共同关心的问题。我们带着这个问题询问了负责施工的二伯父，他当时一身泥沙，嘴皮起泡还叨着游泳牌香烟，从刚筑好的石墙那端冒出头来，大手一挥，回了我们姐弟俩两个字：

    “滚开！”

    滚就滚，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们俩拿走了他的草帽，送给了大白同志当椅子。

    大白同志不是同性恋，不是人，是我们童年时陪伴我们长大的一只松狮大白狗。很多年后，我的弟弟回忆童年往事时对我说，他终生都会怀念它。彼时大白的坟墓上早已长满了青草，埋在高高的山坡之上。因为它后来的非正常惨死，所以爸爸破例让它葬进了张家的家族墓地里。

    大白同志喜欢我家二伯父的浅黄色草帽散发出的淡淡烟草味，它叨着它高兴地在地上打滚，滚累了，然后放平了草帽，一屁股坐了上去。它玩耍了很久，才恋恋不舍地叨去还给了二伯父。

    傍晚时分，二伯父蹲在石墙上抽烟，微笑着看着它越走越近。

    然后他温柔地接过狗嘴里的帽子，先给自已戴上————上帝，它的确是只蠢狗，它为什么要送还给人家呢？也许它认为让帽子多一种功能并不是什么坏事，谁规定草帽不可以当狗的椅子呢？结果怎样我们姐弟俩是知道的，二伯父微笑是因为他预支的歉疚————暴打一只亲弟的爱子的爱犬的后果是没有道理不歉疚的。他以疾雷不及掩耳之势从二米高的石墙上一跃而下，猛扑过来，可惜没踩中目标。大白同志尖叫着跑成了一个抛物线，借着愈来愈浓的夜色逃窜了，吓得连晚饭也没有回家吃。

    “二伯你太过份了！我让我爸爸来打你！你等着吧。”

    我弟弟在夜色里发出了响亮的哭声。

    一九八四年的七月某一天，弟弟坐在墙角的草丛中愤怒地哭泣了很久，荧火虫在他身上飞来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