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0712《收获》微信截图

《收获》微信专稿  2014-4《收获》 创作谈|非虚构《远去的人》：因为病和爱，我不再文学

■薛舒

 

【作者简介】薛舒，女，上海“70后”女作家。2002年开始发表小说，以中篇小说《暮紫桥下》、《鞭》、《阳光下的呼喊》、《天亮就走人》和《谁让你叫“叶尼娜”》诸篇步入文坛。出版小说集《寻找雅葛布》；散文随笔集《马格德堡日记》，长篇小说《残镇》。至今，共发表小说散文等文学作品一百余万字。曾获得各种新人奖。

 

 

【作家与《收获》】2002-3短篇《记忆刘湾》；2004-5中篇《麦粒肿》；2005-6中篇《暮紫桥下》；2008-3中篇《谁让你叫“叶尼娜”》；2014-4非虚构长篇作品《远去的人》

 

作家薛舒

 

他不认识我已经将近一年，这一年里，每一次去探望他，我都会对着他大声呼唤：爸爸！大多时候他会爽快地回答：哎！女儿。可他并没有注视我，他总是半垂眼皮，涣散飘忽的目光所抵达的是某个不知所踪的地方。我拍拍他的肩：爸爸，你看看，我是谁？

 

他终于抬起眼皮看我，片刻，堆起一脸抱歉的笑：对不住，想不起来了。

 

是的，适才他脱口呼唤我“女儿”，只是一种类似于条件反射的机械动作，与记忆毫无关系，他不认识我。

 

有时候母亲会逗他说话，问他女儿是做什么工作的？他会想那么几秒钟，谨而慎之，吞吞吐吐：做，做什么的？不知道啊．．．．．．

 

母亲试图让他高兴，哪怕是即刻就会遗忘的瞬间快乐：作家，你女儿是作家，知道吗？

 

他果然大喜：真的吗？太好了！

 

他使劲拍着巴掌，一脸称心满意的表情，于是我们跟着他欢天喜地。两秒钟后，母亲再次问他同样的问题，他脸上却已归复一无所知的抱歉的笑：对不住，不知道啊！

 

他还在继续远去，毋庸置疑。我无法让他知道，我用一个小小的长篇记录了他患上阿尔兹海默症的两年时光。他当然可以不记得一切与他有关的荣耀和遗憾，可我不能不记得。而文字，帮助我记住更多有关他的过往岁月。

 

我的记录本上写着二十多个预备创作的小说标题，那是一次次灵感闪现时迸出的词句，那些烟花般散碎却夺目的文字是我储备的种子。我总是想，某一天，我会播种它们、培育它们，然后，它们也许会长成一片美丽的草坪，或者一棵参天大树，那就是我的作品。对，有二十多个标题，如今它们依然作为种子被封存着，我没有时间去播种和培育它们，因为他病了，因为我不能不管他，因为他是我的父亲。

 

2010年的青创会上，我代表青年作家发言，发言稿中我提到了他，我的父亲，他在我的发言中承担了某种文学传承和责任嘱托的重任。我这么写道：

 

“有一年春节，我回浦东老家过年，在父母的卧室里，我发现一张破旧的稿纸，上面涂鸦着一些句子。开首第一句是：1894年的秋季，是一个雨水充沛的秋季，我爷爷抬头望天，一望，就望到了潮汛即将如期到来。

 

我认出来，那是我退休在家的父亲的字迹。对于任何一个出身在书香门第或者知识分子家庭的孩子来说，父母伏案书写的景象是十分常见的。但于我退休工人身份的父亲，那是天大的奇迹。母亲告诉我：你爸爸说要写小说，真的开始写了呢。

 

一旁的父亲用哈哈大笑掩饰着自己的羞涩，他笑着说：写了一个开头，想想，女儿写小说，老爸就不用写了，以后叫女儿替我写就行。

 

彼时，我既是为父亲的可爱而窃笑着，同时，又有些被感动。如果说过去我仅仅是为自己的一点点小冲动、小情怀而写作，那么父亲看似玩笑实属嘱托的话，让我忽然产生了强烈的责任感。1894年的秋季，我父亲的爷爷正抬头望天。1894年的秋季，我的爷爷在哪里？我的父亲在哪里？我，又在哪里？我无法在记忆中找到1894年的我，但我可以在文学里看到如同我父亲的爷爷那样的人，他们在1894年的秋季用抬头望天的方式解读自然和生活，理解人生和命运。那个抬头望天的故去之人，不正是1894年的我吗？那时候，我感觉到了文学的重要，文学的神圣！他让一个老人寄予了一份记录生活、收藏历史、释然沧桑、怀想未来的希望。那么如我这样被冠以“写作者”名称的后辈，需要向我们的前辈交出一份什么样的答卷？”

 

这就是我在2010年的时候对文学矫情的认识，我让父亲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参与了我的矫情。

 

两年前，他开始全面发病，我不得不一次次从遥远的杭州湾开车赶回浦东的父母家，我的时间在上百公里的来回路途中消耗殆尽，我必须随时面对他，我那因为脑萎缩而衍生出幻想症、怀疑症、忧郁症、健忘症等等诸多精神病症的父亲。当他把他的老妻、他的女儿折腾得筋疲力尽时，我终于发现，我再也无法躲在自己的蜗居安静地写作。一贯的生活方式和秩序被打破，如此，我便无法胜任作为一个写作者的社会身份，我变得越来越焦虑，以及压抑。每次赶回父母家，停下车，我会在驾驶座上呆坐好一会儿。说实话，我不想进那个家门，不想看见那个早已不像父亲的人，那个随时会发病的令人恐惧的男人，那个用自己的患病把家人捆绑在他身边的自私的老男人。

 

是的，他是我的父亲，《远去的人》，写的就是他。当然，我没有把自己长久地关在车里不出来，我知道那是逃避不掉的，所以每次我都只是喘口气，然后挺一挺酸麻的脊梁，脸上堆起笑容，走进那所充满迟暮气息的房子。那个自私的老男人，从不意外地以三岁幼儿的头脑和七十多岁老年男性的躯体呈现在我面前：他正把一只板凳从客厅拖到厨房，又从厨房拖到卧室；他为不肯洗澡而站在卫生间门口与他的老妻怒目对峙；他摊开手掌冲着走进家门的我讨要零食：要吃，给点吃的……

 

我是谁？看看我是谁？我举着一只香蕉问他。

 

他的视线投向香蕉：对不住，不知道……

 

他终于把我忘了。

 

可他曾经是怎样记得我的？是不是，不久以后，我也将忘了那个认得女儿的父亲？遗忘是那么容易，生命脆弱，记忆更是脆弱到可以转瞬湮灭。我开始急切地想要写下这个已然不认得他的女儿的父亲，这个老人，这个生养了我的至亲之人。当我在键盘上敲击下标题《远去的人》时，我预感到这一次的写作，将是一次真实的记录。小说的虚构已经无法承担我的焦躁，我必须毫不隐藏地袒露，以及宣泄。

 

是的，我没有更高的境界，我没想要用文学去承担某种社会责任。《远去的人》中那些故事，那些遭遇，有关他的，有关我们家的，每一个细节，都是没有一处虚构的千真万确的事实。因为亲历，并且这种亲历还在继续，我便无法从文学的角度去谈论这个作品，甚至我觉得，这是一次过于私人的记录，虽然个体的经历兴许也代表了一个社会群体，兴许还能反映某种社会现象，但我依然会为任何一次有关这个作品的文学探讨感到羞愧。当文学与生命、情感比肩站立时，我发现，文学是矫情，是隔靴搔痒，是一顶因尺码过大而不得体的礼帽。

 

五年前，我为他写过一个长篇小说《我青春的父亲》（发表于《中国作家》），以他为原型的男主角生存得有活力而始终努力。那是2009年春天的故事，那时候他还在我的小说里青春着。五年后的今天，他却在我的另一个长篇里以阿尔兹海默症患者的身份渐渐远去。他没有读过《我青春的父亲》，因为虚构，我不敢让他读。如今，他当然不再有能力读《远去的人》，然而倘若他能读，我亦是不敢给他读的，因为并非虚构。

 

虚构与非虚构，都让我羞怯于把我的作品坦陈在他面前。原因是唯一的，那就是我一直回避的、现在不得不说出来的一个字——爱。

 

当他患病的时候，我感觉到了前所未有的爱。当我们患病的时候，我们拥有或者失去了爱。我前所未有地感知了爱和病的纠缠是如此紧密，这种感觉，让我为多年前写下的那个虚构的父亲感觉羞愧，亦是为我如今写下的正在渐渐远去的父亲而多了一丁点儿近乎自慰的，心安。

 

【梗概】《远去的人》（薛舒）

父亲患了阿尔茨海默病，两年时间，他把陪伴他四十多年的妻子、一双儿女渐渐遗忘殆尽，最后，他不再记得自己是谁，死神的召唤隐约可见……这是一次试图袒露内心的诚实记录，父亲一生的遭遇，和家人的往日记忆，潜藏的伤痛猜忌，以意想不到的方式浮现，冲撞，刷新现实。一次次“救火”，一次次满怀希望和失望的求医，纠结着，挣扎着，残破着，呼唤着，无奈地目睹父亲的记忆一块块剥落……父母目睹我们生命的起点，而我们却目睹他们的终点，我们一边付出，一边质疑生活——那是一种责任？还是爱？一部非虚构长篇作品，一个老年失智患者真实的生存记录。

 

塔吉克薛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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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余华

随笔 | 这个男人有点酷（薛舒）

■薛舒

 

第一次读余华的小说，是在病中，躺在床上养病，出不得门，央求朋友替我买一些书回来。朋友去了一趟新华书店，捧回一大叠苏童文集，莫言的《红树林》，还有，就是余华的《许三观卖血记》和《活着》。说话间，那已是十多年前的事情了，那时候，首先选读的是《红树林》，莫言的文字第一次让我忽然感觉过于喧嚣而读到一半就放弃了。我并不否认《红树林》的文学性和现实意义，但过于脱离普通人的声色犬马生活，不能十分容易地把我吸引住，且是手里还有更多本书等着，便挑剔起来。于是，丢下《红树林》，开始读苏童的一套五本集子。苏童的文字和故事，确是令我心生愉悦与倾羡，发生在香椿树街上的故事犹如自己的童年往事，历历在目。如并不清澈的水缓慢流淌着的河流，阴柔诡异，期间闪烁着缕缕蛊惑人心的神秘光亮，那五本书，便这么迅速地消耗掉了。然后，才轮到余华。

 

并不十分了解这个据说是成长于浙江海盐的作家，读《许三观卖血记》的时候，亦是不抱很大的希望，并且向来不是很喜欢读长篇，所以，仅是因为既已买下，那就阅读的心态。也许，这就是我所以喜欢读苏童的原因，他的集子里，全部是中短篇小说。

 

但我终于发现，我被余华震撼了。或者说，我被余华小说里的诸如许三观、许玉兰、林芬芳，以及一乐、二乐和三乐们迷住了。我分明看到了自己曾经生活的江南小镇在他的笔下栩栩如生，胜利饭店、解放桥、爆炒猪肝，还有温二两黄酒补血的一餐奢侈午饭。当然，这些零碎镜头仅是小说的背景，而真正震撼我的，是他朴素随意的文字中透露出的一种巨大悲悯，平静水面之下的巨大波澜在你心里酝酿成熟，你已心潮涌动，他却依然娓娓而叙。你一边笑着读，一边心有忧伤，甚至，你会扯着欲笑的嘴角落下一些莫名的眼泪。直到读完《活着》，我已彻底被征服。

 

那时候，我甚至连一篇随笔都从未认真写过，我热衷于喧闹缤纷的舞台，我出没于歌舞升平的喜庆场所，我把自己当作一个歌唱演员，梦想有朝一日能成为万众瞩目的明星。但这并不妨碍我喜欢余华的书，阅读终究是从小养成的习惯。直到有一天，我忽然在电脑键盘上敲起了文字，我发现，其实我也可以书写一些什么，然后，我便向着文字的圣殿义无返顾地奔赴而去。

 

2003年的某一天，去往《上海文学》编辑部，我的《在沙洲上呼喊》已通过审核，即将发表，其中有些段落编辑建议修改。金主编第一次见我，惊讶地说：原来薛舒是位女士。我亦是惊讶于他的惊讶，难道他一直把我当作男人？高个子皮肤微黑的金主编朗朗笑说：我看你的《在沙洲上呼喊》，感觉不像女人写的，你自己有没有觉得，你的文字，很多地方有余华的风格？

 

那时刻，我心里窃喜弥漫。我的文字居然与被我几近崇拜的余华相似，这于我来说，无疑是一种巨大的赞扬。虽然我知道，文字像谁终究不是顶好的事情。可我依然兴奋至极，因为我喜欢余华的书，不，不止是喜欢，简直是迷恋。我至少看过四遍《许三观卖血记》，三遍《活着》，还有，他的整套中短篇小说集。我没有告诉金主编，在写完我的那篇小说后，我找不到一个合适的题目，于是，我把目光投射在书架上的众多书籍中，那里，有着众多灼光闪闪的标题。我看到了余华的不多几本长篇中的早期作品《在细雨中呼喊》，脑海中便有一个标题跃然而出——在沙洲上呼喊。

 

我承认我抄袭了余华的书名，但请千万原谅我，我无意用谎言搪塞自己的小小心眼，一个因热爱而模仿的人，你能说她是恶意的吗？当然不是，直到今天，我依然说不是。

 

我的写作生涯终于在毫无预兆中开始了，我的舞台已不再是用来歌唱，我在文字海洋里肆意畅游，我并未想过诸多的艰难困惑，我只是写着，读着，再写着，再读着。余华依然在遥远的高山之颠傲然独立，我仰首观望，未曾敢想象自己也能与他一样攀上文学的高峰。

 

距第一篇小说发表《收获》以来，我始终心存侥幸与感激，却并不知为什么抱以侥幸心态，也不知究竟要感激谁，只回忆着走过的近乎荒谬的十多年。极度剥夺睡眠时间用以打字，竭尽简单朴素的寂静生活，为发表的每一个文字静静欢愉着，替自己加油着。余华的书已经被我翻烂，哪怕他的一本小小随笔，都被我当作灵魂食粮，犹如饥饿的兽，饕餮吞噬，不知疲倦。

 

2007年春天伊始，4月初的潮湿天气，去往复旦大学参加中韩作家论坛交流会。走进新逸夫楼会议大厅，寻找自己的座位。一张张席卡上写着诸如白桦、王安忆、舒婷等如雷贯耳或者如我这般的无名小卒的名字。跻身著名作家群中，自是有一分骄傲和感慨，内心却是因了自己的虚弱和渺小而自卑着。诚惶诚恐地坐下，忽然发现，就在隔开两个座位的桌面上，写着清晰的“余华”二字。侧身看去，一个男子，正与身旁的女作家陈丹燕随意聊着什么，稍有赘肉的脸上带着微笑，眼睛细小，目光平和，上唇有轻微胡须，头发甚至有些凌乱。太普通的男子，走在人群中，你都不会多注视一眼。可他如何能写下让我崇拜至今的文字？多少年过去了，不断有着新出现的作家，不断有着探索寻觅的文字，可他，始终在我的记忆中独占一方领地，无人匹敌。

 

他看上去绝不是犀利而尖锐的人，他也并不严肃而拒人于千里之外，他甚至口舌笨拙，在属于他主持的某一段讨论中语无伦次。那段讨论中，有余华的小说《活着》，也有我的小说《暮紫桥下》（发表于《收获》2004年第五期）。我不知如何描述我的心情，不能说是眩晕，也不能说是受宠若惊，我只是默默地想，也许，我可以触摸到曾经以为不能攀及的高峰之下的山脚了。虽然距离依然遥远，但，我似乎已经看到了山峰上的皑皑雪顶，还有，屹立于皓白山颠上的余华。

 

写到这里，我一直在审视我使用了不止一次的“崇拜”二字，我的内心是有着对余华真切的崇拜的吗？我一直不知自己是迷恋他的文字，还是倾慕他驾御文字构筑故事的能力，或者，我是为他小说中所表达的一种情绪，一种用朴素、调侃甚至轻佻的文字表达出来的深度悲伤而极度尊崇着他。如此洒脱，如此随意，如此不屑于苦难和创伤的文字个体，却组合成深刻至极的悲悯，犹如最卑微的人类，他们生存着，默默地承受各种创痛，却依然笑着面对物质或者精神的贫瘠。他们的笑也许叫做麻木，也许，便是如余华的文字那般，嘲弄自己，讽刺身边的人，对丑陋津津乐道，不经意间，却警醒着阅读他的文字的人们。他把贫瘠与丑陋，写得如此真实，真实到接近美丽。人的本真之美，便显现无余。

 

还是不得不说说余华这个真实的人给我的印象。他开会迟到，会议中，别人发言时，他不断与旁边的人窃窃私语，偶尔发出抑制不住的笑声，笑的时候，声音是有控制的，表情却肆无忌惮地生动。两天的会议结束时，我说：余老师，和你一起合个影吧。他点头，手里捏着一根抽了几口的烟，往我这边稍稍靠拢，面对着镜头微露笑意。也许那根本不是笑，只是正对阳光，他本是细小的眼睛因无法睁大而显得正在微笑。如果此刻你站在他身后，你一定会看到他后脑勺上两簇因睡相奇坏而弄得倔强扭翘着的头发。他就顶着这样一个头颅，占据了我整整两天的视线。

 

那时候，我就在想，世事百态在他面前，也许真的如烟云，泛泛而过。但他的文字，却记录了这张似是无痕的平朴脸面上无法看到的深刻。这个男人，实在是有点酷。

评论 | 薛舒：碎屑，或拣拾碎屑

■徐迅

 

尽管在此之前，我们就已经熟悉，但谈不上真正了解——其实，认识她最为简捷的方式是读她在网络上精心编辑的“薛舒文集”。那上面有她全部的文字、她的文学主张、生命的喜悦和疼痛。在网络上，她差不多还开了三个博客。这就使我诧异于她是一位网络文学的痴迷与受益者。然而，不是。使我更为诧异的是，她的小说所流露出的先锋气息、南方的情绪与弥漫的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文学况味及叙述风格，其中枝蔓横生、从容老练以及叙事穿插的变幻莫测，都让她的作品迥异于当下流行的一些现实主义叙事方式，更远非一般的网络文学能比，叫人疑心她的写作脱胎或者得益于那个时代的文学记忆与营养——实际上，她的写作仅仅只是起始于这个世纪的初年，也就是说，在短短的几年时间，她就以自己的才华、天赋与勤奋，使自己成为风格有别于同代作家的小说家，一位海派作家的新锐。

 

“我是碎屑，我是拣拾碎屑的人，我看一眼周围，我发现我的世界充满美味的碎屑。”这是薛舒关于创作的“小说家”言——但很小的时候，她父母和她自己都没有一个让她当小说家的梦想。父母望女成凤，“逼迫”她去学习手风琴，她表面上惟命是从，心里却萌发了当一名歌唱明星的愿望。其结果总是阴差阳错，大学学的是企业经济管理专业，毕业后却从事的是旅游专业的教学。只是那时，因为有过三年音乐学院民族声乐的学习，她倒真的成了一名地道的歌星，在那些青春飞扬的日子里，她的歌声宛若生了翅膀的精灵，飞翔在上海这一座美轮美奂的东方大都市的上空，因此获过上海业余青年歌手大奖赛一等奖的桂冠，有着“薛祖英”及“小王玉珍”之称。

 

二十世纪很快过去，或许是世纪末情绪的蔓延，让她跌进了理想与现实的“紧张”关系之中——于是，在一个午后或者一个上午，她忽发奇想，开始拣拾生活的“碎屑”，尝试了写作。在学生们自习的课堂上，她悄悄地在一个练习簿上写起了小说。这篇名叫《记忆刘湾》的短篇小说发表在2002年第5期的《收获》上，后来经著名作家王安忆的推荐，又在《上海文学》发表了小说《忘却》《花样年华》，王安忆似乎甚感欣慰，说：“对于一个小说写者，看出并写出生活中的微妙，都可说是一种才情，大开大合总是抢眼的，而那些俗世生活中，琐细的人和事，其实亦有着相当的涵量，不过因其体积的有限，不能有壮丽的声色，只是表现为较小的形态——趣味……这些微妙的趣味，亦是具备了正直的品格，虽然微小，却决不卑琐，这就是我所喜爱的。”

 

上苍在冥冥之中就这样为她精心安排了一次大胆的转身。她也彻底地放弃了自己的歌星梦，而让文学之梦越发地清晰和明朗。从此，上海。浦东。刘湾。这个在地图上永远也找不到的地方，就成了她文学上的一块版图、精神的故乡——从刘湾出发，她写出了大量有“趣味”的小说：她的《暮紫桥下》，通过主人公李煜写出了特殊生活年代与背景下不能妥协世俗生活，却又无法使自己理想得以实现的一种现实。苦难到处流传。然而，人们内心的反抗和个体对自由生活的向往一刻也没停止，李煜最终还是在西湖水里当他的“游泳冠军”去了。这样的人物虽然“拧巴”，却很可靠，无疑写出了一个时代的缩影，一个民族的心灵苦难历史，惜乎小说发表时生不逢时，却被众多的现实生活的小说遮蔽。《小镇故事》，更有一个童年对成人隐私的“偷窥”，青春、成长而隐秘岁月的孩童心灵，祖孙各自的朦胧爱情，都化解在世态的炎凉中，表露了一种淡淡的忧伤和对生活无法理解的惆怅，其中还有一种缅怀。小说虽然没有故事，却隐藏了巨大的故事，有着隐忍的人性之美。在《阳光下的呼喊》中，她以一个童年的视角，让王光辉的典型心理活动，成就了一个贫穷、压抑、落后人群心灵的文化符号。在《太阳黑子》里，她写凌中圣由于对生活沉闷和奔突的无望，而寄希望于“拾宝”。于是悲剧发生了。她不动声色地在这悲剧中，完成了对“凌中圣”这个人物的塑造。这里，不仅有宗教式的劝谕，更有对民族心灵与性格的挖掘，写出了这个时代人心的局促。她写《鞭》，写人和人、人和动物、人和自然，都从微妙着眼，写得沉郁而丰盈。人性的无奈和牲畜的张扬，取决于生命的本能，描绘的却是一幅南方秀美乡村的风俗图，语言有着极强的生命张力。她的《谁叫你是叶尼娜》，更可以说是上个世纪校园禁欲时代的杰作，那人性的毁灭与爱情的扼杀，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她持久地创作了一系列带有“刘湾”印记的小说，让一具具鲜活的人物形象与性格跃然纸上，使人感觉中国特殊变革时期南方小镇生活的沉郁与纷繁、隐忍与呐喊。在这些小说里，我们真切地发觉她的眼睛总在审视着，智慧而锐利地审视着故事里每个人物的动作与人心的“微妙”以及细枝末节——她对人世心灵和人性的把展，能沉稳地写到人的心底，是沧桑之后的追怀。作品由于靠近人心，也就具备了经典的意味。

 

小说，说到底无非一类是幻想人生，一类是叙述人生。相对于她的“刘湾”系列，我很愿意把她另一类爱情小说当成她的“幻想人生”的一部分。她的一部分爱情小说，写出一些都市少女的情感历程中的无奈和沧桑，让人触摸到生命与爱情绵密的质感和沉痛——无法揣测那些爱情小说有多少与她的生命相关联，但她在这些小说里所布置的爱情，无疑都是有一些幻想色彩。内心对爱情的失败或者想象，使她总把世间的爱情寄寓在一种浪漫里，把自己对“过去”的岁月和未来赋予一种凄美，惊艳而迷人，疼痛而怅然……相对于她笔下的刘湾，有人把她的这类城市爱情比作“盛开在刘湾上空的异花”倒也恰当。

 

“燕子啊，请你唱首我心爱的燕子歌，亲爱的，请你对我说一说，燕子啊！燕子啊，你的心情愉快亲切又活泼，你的微笑好像星星在闪烁。啊——眉毛弯弯眼睛亮，脖子匀匀头发长，是我的姑娘燕子啊！燕子啊，不要忘了你的诺言变了心，你是我的，我是你的，燕子啊——”据说，在鲁迅文学院学习期间，她唱得最多的是这首哈萨克民歌——《燕子》。她的一些同学也总是被她这首歌打动，甚而潸然泪下。我们也见过她唱歌时优美而忘情的身心投入，只是好像还没有人落泪。只是有一次，小说家荆永鸣听了，幽默了一声：“薛舒，你的歌唱得这么优美，咋就写出一头公猪呢？（注：“公猪”系其小说《鞭》中一重要角色）”她听了哈哈大笑。有一回，我们就干脆在卡拉OK厅里，怂恿她尽情地一展歌喉，以至于不知她有过当“歌星”经历的著名作家刘庆邦老师也不由得啧啧称赞。还有，某一日，在与她的同学聚会时，二三十人挤满了两大餐桌，她一人不停地为我们张罗，不停地起立倒酒，乃至于给我们这一班酒鬼灌得大腹便便。至于她自己是否手拿捏过筷子吃饭，我们却无从知晓。但她显得是那么开心，快乐……总之，或动或静，忽而豪气干云，忽而忧郁如雨，她热情与冷静、细心与疏朗，抑或欢乐与痛苦、传统与反叛，她的性格都透明地展露无遗，使人相信这些也被她同时带进她的小说里，成为一种文学的存在。

 

关于写作，她也有自己的理想与困惑。在与她有限的几次交谈中，感觉在文学之外，由于生活在繁忙的大都市上海，置身在这个理想向现实不断妥协的年代，她虽然也偶为自己在一种夹缝中的生活无所适从，但快节奏的生活，她对文学的迷恋和表达的意愿，却使她有着一种莫名的紧迫感。童年生活的浦东、现在工作的杭州湾，上海大都市的生活背景、东海海洋的气息与大都市远郊南方乡村的混合记忆，使她经常回望与反刍，而对小说艺术的追求，更不断地引起了她深沉的思索。

 

“写作者，就是一些经常疼痛的人”，想象“就像刚出生的婴儿的眼睛，世界在她的目光里，没有美丽和丑陋的区分。”而对于生活中的“碎屑”，她更是异常的痴迷，她说：“当写作者把碎屑拾起来仔细品尝的时候，他会发现碎屑里有那些大题材无法涉及的美妙滋味。”……

 

从这个意义上说，她的小说《哭歌》、《第三者》也一如既往地表现了她拣拾“细屑”的努力——《哭歌》，这篇具有浓郁民俗之美的小说，通过“歌星”小凤仙从一个剧团演员沦落为一个民间“哭歌”者的生命遭遇，不经意地写出了面对生活窘态的姚春福、能够顺应市场经济潮流且能游刃自余的邱站长，人物形象个个鲜明。特别是小凤仙，从演员到“哭歌”者，再到为自己而哭，“哭”出的不啻是当代文化流失、沦落之痛，更是当代一曲凄婉的文化挽歌。而《第三者》近乎荒诞地写出了中学语文老师林凌与“第三者”013（名字就有隐喻）关于第三者的探讨。小说里那有形的“第三者”消失了，无形的“第三者”却悄悄来到身边，相当形而上地表现了当代家庭情感的脆弱与微妙。“情爱之妙，存乎一心”——她依然把“小凤仙”的故事放在刘湾小镇，那里的乡俗俚语、尘世沧桑与风土人情，在她的笔下总会给人带来一种阅读的欣喜……这里，我想要说的是，“刘湾”实际上就是上海的江镇。如今，这个江镇在浦东开发中已变成了一座“残镇”，这在她新近出版的长篇小说《残镇》中可以寻觅到这个镇的沧桑历史。幸好，这个“残镇”已经在“刘湾”复活，复活在一个作家的记忆里——于她而言，这样的小镇自是一种艺术存在，亦如鲁迅所说的“时代的宫阙”、沈从文所供奉的希腊小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