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0322 《收获》微信截图

【作家简介】曾楚桥，男。广东化州人。一九九三年高中毕业后外出打工。从事过流水线工人、保安员、文员、杂志编辑等多种工作。一九九七年开始文学创作，一九九八年在《佛山文艺》连续发表一系列打工题材小说，并且不断拓展创作。作品曾获首届鲲鹏文学报告文学一等奖，深圳“百年小平”征文奖，第五届深圳青年文学奖，广东省首届香市杯青年文学奖、第十届《作品》奖。另著有小说集《观生》等。

【编者】曾楚桥的短篇小说《幸福咒》刊发于2007年第6期《收获》，讲述打工者来顺从脚手架掉下摔死了，来顺女人坚持要为来顺做超度和法事，念经做法事的和尚却迟迟不来，于是包工头等人打起了麻将，女人争风吃醋，灵堂里变得很热闹；和尚终于来了，西装革履，他看出女人是个刚从乡下出来的，提议念“幸福咒”，而其实，他是用风流底话一遍一遍地唱《我要幸福》。而墙上的照片上，顺来忽然长出了胡子。这一个晚上，许多令人哭笑不得的事情集中上演，和祭奠形成强烈反讽，女人吃下三天的安眠药，她好好睡了一觉，又醒了过来，而生命的昭示也许是，一切过去的都过去了。活着的人也需要活下去。这让这个短篇具有比它的体量大得多的涵盖力量。

创作谈|小信

■曾楚桥

一如《圣经》里头说的那样，我是个小信的人。怎么说呢，这里头或许有先天性的怯懦、张望与怀疑、以及对未知事物充满着求知的欲望，对文学是如此，对文学之外的生活也是如此。

我所生活的村庄地处粤西山区，民众大多操半捱半白的土白话与人交流，最显著的日常话里便是把吃读作黑。比如，“黑暗”便是吃午饭的意思，日光日白之下，熟人们见了面，必问一句“黑暗没”？。“咁”就是这么，“咁犀利”就是这么厉害的意思。见到比自己的“有料”的人，往往就是一句“咁犀利”概括了。相比之下，学校里的老师们可以称得上是大山里的“犀利哥”。他们生于斯长于斯，同样操着这种“黑暗”的语言教师育人，没有人对此表示任何不满，他们觉得这理所当然。而普通话在这里似乎只是属于课本里的一门外语，一切与人们的生活无关。

中学时代，我偏爱于用大山里的“黑暗”话来写作，这种爱好带有它偏激的一面。原因来源于我对数学极度厌恶，甚至是恐惧。它把我仅有的一丝尊严撕成了碎片，让我无法在同学当中抬起头来。有时候，我想如果死能解决数学的问题，让我重新得到尊严，我愿意以死来解决一切。在这种情况之下，写作就成了唯一的精神支柱。在某些月黑风高之夜给我带来一丝丝的虚荣，让多愁善感的我找到勉强活着的理由。尽管这些让现在的我感到汗颜的“黑暗”文字早已不知去向，但是，不能不说，也正是这些幼稚到为赋新词强说愁的文字陪伴着我，度过许多青春的漫漫长夜。

我奇怪的是，在异乡长期的写作过程中，我忽视了这种语言的存在。我像一个对父亲怀着无比叛逆的少年，逆反地认为那是土得掉了渣的东西，我不屑于在纸上传达一丝一毫关于这方面的信息。很长时间以来，我都是以一个外乡人的姿态在审视着这片我生活过的土地。它在我的眼里显得如此卑微、无知、还略带着粗犷。我甚至是带着对它一种厌恶的情绪远走他方。我试图在他乡找到我熟悉的语言和表达方式，或者是找到更华丽的结局。但是我发现自己的寻找竟然是徒劳的，因为骨子里流着的依然是山里头的血。因了这血，便使我与这片土地有着难以厘清的冲突与缠绵。许多年之后，我在写作《幸福咒》时，曾无意间对乡土作出一种低姿态的回归，这种回归外化于文字，其实意在向读者表明在异乡的我，仍然有着更为广阔的精神空间。实际上，这无疑是我内心的小信在作怪，对故土模糊的渴望成了一只两头不到岸的小舟，它在我的飘泊生活里摇摆不定，随河而飘流。

然而偏远山区的隐秘生活却有着无限的吸引力。其时，乡里巫师盛行，巫师也就是神婆。在生活里神婆无处不在。某人家里不见了头水牛，主人首先想到的不是去找派出所，而是直接打两升米去问神婆。因此，问米之名便由此而来。某人长病不起，赤脚医生看过之后，如果不见起色，病人的家属大都也去问米，看看先人在地下是否缺衣少食了，又或者是为阴间的“弓箭”所伤，要斩。斩“弓箭”要花费笔小钱，神婆借仙家之力，需要给各路神仙打点打点，这笔钱就用在打点各路神仙上。乡间神婆之盛，没见过的人只怕很难想象。我小时候体弱多病，也曾被“弓箭”伤过多次。我母亲是一个拜服于神婆脚下虔诚的信徒，对任何一方的鬼神都怀着超乎我想象的敬意。为我的病痛，她夙夜忧叹，背着我爬山涉水，不知找了多少神婆，打点了不知多少路神仙，给那些鬼鬼神神磕过多少次头，我才得以长到今天如此的牛高马大。我在后来的创作中流露出对上苍以及大自然的敬畏之情，说不定就来源于我母亲对神衹的卑躬屈膝和她老人家常年温暖的脊背。

求神问米是妇人之道。男人们呢，也有属于他们的寄托。我所生活的村庄民风相当彪悍，村与村之间争强好胜而械斗不息。为了能在这种争斗中胜出，不少村庄每年到十月份，收割了稻谷之后，就到外地请回一两个同姓的武师来村里教授功夫。那时候村子还没有电，吃过晚饭之后，在阔大的打谷场上挂起一盏黄澄澄的汽灯，村里从七、八岁到三十几岁的男丁齐聚在那盏汽灯的黄光下学“扎马”。请来的师父呢，偶尔也耍几下散手，让围观的学徒们感受一下他的威力。但更多的时候是极有架势地在学徒当中来来回回地走，边走边手脚并用地指点一下旁边“扎马”的人。于是，嘿嘿吓吓的呐喊之声便在村庄的夜空回荡。每逢八月十五或者九月重阳，这些重要的节日，村子里便要举行散打比赛，拿到冠军的人除了可以得到两只大剦鸡作为奖赏之外，还可以成为下一年元宵期间的“年例头”。一般来说，“年例头”在学功夫时是能得到师父的关照，据说是可以得到师父传授一招半式的散打秘技，从此就以师父的传人自居了。

在我的同龄人当中只有我对此置身事外。在大家都在学“扎马”时，我却拿了一本破旧的《三国演义》之类的书坐在人堆里就着汽灯的黄光自得其乐。我为书里的人物所牵引，对耳边的一切均熟视无睹。我的行为几乎受到所有人的耻笑。需知，请外地武师来村里教功夫，每家每户都要凑份子钱的。所幸我父亲不是好勇斗狠的人，他默许了我的行为。父亲不在乎凑上去的份子钱，也不在乎我能否在书里得到多少的知识，他更在乎的是我能否健康地成长。这对他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但于我，却有着隐隐约约的影响。我想我对文学最初的那点念想就隐藏在这呐喊与嘲笑声里。

如果说我生活的环境曾经对我的写作产生影响，我想这种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是属于被动的，也是内在的，偶尔只反映在一些不易察觉的细节上来。事实上，生活里我是一个阳光的男人，从不装神弄鬼，也极少与人斤斤计较，得与失对我来说，并不显得那么重要。我性格里有着一种难得的顺其自然。但这恰恰也是我的最大障碍。这种障碍表现在文本上，显得如此不协调，在文如其人的固有印象里，让人禁不住要生出许多的疑问来。于是，隐匿在身体里的黑便要与生活里的我不断地纠缠，它仿佛一块被腌过的肉，经过时间的长期浸泡，咸而且有着独特的味道，对我自己有着难以抗拒的诱惑力。这反映到作品上来，便表现出一种对人本身的怀疑以及对人生的终极追问。《坟场》便佐证了我身体里的黑，通篇都是在黑色的基调中完成对人物的刻画。虽然故事本身自有它的逻辑走向，但是在那些似是疑非的文字之中，文中的“我”和现实中的我在不知不觉中重叠了起来，在无休止的追寻中，“我”更像一个流放者，立于自己的孤岛四顾而茫然。对我来说，《坟场》是一次有益的尝试，其意义在于它让我明白了自由的可贵。当然，在自由这个意义之上，我更愿意把它当成一个具有先锋意味的小说。谢友顺就曾说过，先锋是自由的。反过来说，自由本身就具备了先锋的因素。更重要的是，它让我重新对自己的写作作了反省。我必须尽快找到一种属于我自己的表达方式，不一定是最时髦的，但必定是最真诚，最摇曳生姿且直抵灵魂的。

事实上，从写作《灰色马》开始，我便已经有意识地开始了这方面的探求。当我摆脱了故事的羁绊，试图给我的文字注入一种阴暗而潮湿的气味时，我发现一片混沌的天空呈现在我的眼前。这个时期，我对小说的认识可用两个字来一以概之，那就是：混沌。我认为好的小说无疑就是混沌的，汤汤水水的。在这里混沌不是混浊，不是面目模糊，不是过目即忘。它有迹可寻，也有法可依。它的情节可以简单，但对事物的细部描刻却是不可或缺的。人物的表情可以不生动，但人物的内心世界却能通过人物的行动而可亲可感。总而言之，纷繁的隐喻对我有着极大的诱惑力，并使我为之着迷。但是对自我身分的迷茫却限制了我的视野。这导致文字的走向变得小心翼翼起来，它躲藏、怯弱、故作神秘，在读者的脑海里自然而然地留下了一条若明若暗的痕迹。这是我不愿意看到的，也是我意料不到的。但是生活却在阳光之外给我一个信誓旦旦的借口，使我得以摒弃这种由于小信带来的犹豫与退缩。既然小说有着无数种可能，那么在每一种可能里，都会有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结果，这才是混沌的至高境界。

几年时间的自由撰稿生涯让我从一个在工厂里边打工边小打小闹地发点小文章的业余写作者一跃而成为以写作为生的专业写家。这种身份的改变让我得以从喧嚣的马达声中脱身出来。在疼痛消减，不再直面血淋淋的现实之后，以一个局外人的身份重新审视那些曾被赞扬或被抵毁过的生活，于是一个奇怪的现象让我感到十分惊讶，它让眼前的一切变得有理而有据起来。在存在与虚茫的二元对立中，我找到了一个相对的平衡点。我企图通过这个平衡点达到人自身的和谐。这种和谐对我来说既是必要的，也是有生活基础的。基于此，我对所有非法的语言集合保持了怀疑与应有的谨慎。我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小心翼翼地求证。我不希望这仅仅是一个纸上谈兵式的构想，我渴望它像一颗从高空中飞驰而下的陨石有力地砸在坚实的地面上。

《余生》这个小说，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写成。我不知道读者对它的评介如何，但于我无疑是在尘嚣中找到了一个相对和谐的注脚。如果说《红尘》先于此已见端倪，但根源于人类自身对事物的恐惧阻碍了《红尘》的外延，并把自我的命运推向了不可预测的未来。这明显是一次误入歧途的探险。它所缺乏的正是人内心自我和谐的生活基础。

《余生》恰好弥补了上述缺憾。正因为有了这个基础，我在写作《余生》过程中，一反过往瘦硬生冷的语言，而是温柔且韧性十足展开叙述与描写。当叙事不再急吼吼地朝着目的地狂奔而去时，它便在应该停留的地方有了足够时间的停顿。停顿对于小说而言，它既是情节的需要，也是审美的需求。对任何一个小说作者来说，能够让读者随着叙事停顿下来，发现小说中提出的问题，并进行思考，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余生》正是朝着这方面努力。显然小说是不能解决任何问题的，《余生》也是这样，我从不希望能在小说里解决生活里的问题，因为小说并不是为了解决问题而存在的。小说家能做到只是在生活的深度与广度上对提出的问题作进一步的思考。任何一个浅薄的结论对小说来说都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刻意伤害。因此自然就显得相当重要，而且自然也符合中国传统的审美观。而读者便会在这自然之中体会到了世道与人心。小说，讲到底就是围绕着这个目标而不断努力。然而世界毕竟复杂而多变，作家对世界的观照也因人而异，唯有独特才能体现个体写作的魅力。

我曾在不同的场合说过相类似的话：越是写作，就是越是看不起自己。这不是无条件的自谦之言，我的小信让我对自己保持着一份清醒。即便是在最洋洋自得的时候，仍然明白自己的位置。文学作为一门综合性的艺术，它并不是简单的社会各种功能的集合，而是包含了更复杂也更丰富的社会生活、文化韵味以及审美内涵。然而综观自己的写作，无不让我心生疑虑：我所坚持的创作，有没有如我所说的那样有着丰富的文化韵味？有没有真正拓新了人们的审美视野？一件堪称完美的叙事作品，我想除了应该有相对令人眼前一亮的有张力的故事和鲜活的人物之外，我想它还应该有丰富而且生动的社会生活场景和文化底蕴。反观我自己，远远没有达到这个要求。因此，我们还在路上。在路上就意味着无止境，意味着对周围的风景不可能熟视无睹。最后，我想说的是，我感谢生活，是生活给我的写作提供了无穷的想象空间。更重要的是，生活，它给我了善良和爱。

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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