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影的现实忧愁（2006-6《收获》《一个人的电影》专栏）（三）

                  焦雄屏   臧杰

技匠大师来之不易

臧杰：你看，蔡明亮、杨德昌、侯孝贤、陈国富、张作骥这些导演似乎都在一种比较自主化的状态中在拍电影，你觉得台湾电影这个市场，会不会出现像陈凯歌、张艺谋这样慢慢向商业电影转型的导演呢？现在有没有存在这种潜质的导演呢？

焦雄屏：老实说，没有。这个牵涉到要培养技匠性的大师出来，（不但）技术很好，（而且）能够适应各种类型，就像美国那些黄金年代的片场导演一样。培养这样的导演，台湾没有条件，我们没有完整的电影教育，没有北京电影学院。台湾对比香港，香港没有学院派的训练，但它有产业界的训练，它有足够的产量，让年轻导演在这个产业中间陶冶、培育自己的技术。台湾两个都没有。台湾的电影是手工业，而且是小规模、小格局的手工业，有一顿饭吃没一顿饭吃的，是培养不出优秀的技术人员来的。学院上的训练和产业上的训练，这两种教育方式台湾都欠缺，在这样的情况下，要冒出一个很棒的技匠性导演，除非是天才。

臧杰：那你感觉李安属于哪个类型的？

焦雄屏：李安的技术是从美国磨练出来的。他是哪个类型呢？他是折中的。他为何能从美国众多导演中脱颖而出，一方面是他非常善于拍类型电影，非常稳妥地奠基在类型电影之上，或美国产业的位置当中。另外，这个人有非常强烈的、完整的人生观，这种人生观源自他对于家庭的执著，他对父亲爱恨交加的感情。在他的电影中，父亲或者是权威对小孩子的道德压力，都非常清楚。他还有非常坚定的儒家中庸文化，（这都）使他有非常坚定的电影观。

我觉得，张艺谋和侯孝贤各自的特点，在李安身上兼而有之。李安能够在西方电影体制中显现出一种出尘的个性，他的东西为什么可以感动或者超越国界，正是因为他的这种兼容性。

臧杰：你有没有在台湾呼吁一些导演，到美国这样的国家去做一些技术上的训练？

焦雄屏：我也写过此类的文章。我希望台湾的年轻人，学电影可以去美国去法国，也可去香港从场记或者场务做起，如果你要搞创作，就要从基层开始不断地磨练。如果张艺谋当年没有那些辛苦的棉花厂时代，没有在那儿琢磨用他的海鸥照相机左一张右一张地照相，不见得以后会有他在视觉上这么高的敏感。

臧杰：如果说“第五代”的陈凯歌、张艺谋是那种技匠性的导演，但你看，第六代的内地导演崛起却在气质上与台湾导演具有某种相似性，他们大多也是执著于文艺片。而这种执著，也造成了他们在市场上的影响非常薄弱。这一现象，也导致了好像内地电影每年都要靠陈凯歌、张艺谋来撑场，如果没有他们，好像今年的电影市场就显得挺寂寞的。

焦雄屏：（打断）还有周星驰啊。（笑）

臧杰：你觉得中国内地电影市场是不是也会出现台湾电影这种状况？你觉得贾樟柯、王小帅、章明、甚至包括陆川在内，是不是更接近于杨德昌、侯孝贤、蔡明亮呀？

焦雄屏：是的，是的。

臧杰：那你觉得，内地电影是不是也将面临着台湾导演所遭遇的尴尬局面呢？

焦雄屏：不会。因为我觉得产业规律的雏形已经在形成当中了。如果这个规律的大潮到来的时候，所有人会重新洗牌。今后，贾樟柯或王小帅或章明或娄烨，这些导演拍自我电影的空间会大大减少，他们的投资会从哪里来？不是说所有的投资人丢钱只是为让你去得奖，因为电影要看它的回收嘛。我们真正来看看贾樟柯的回收是什么？《世界》的票房好吗？相当差嘛。相当差还有多少人愿意投资？如果法国人不给你钱怎么办？蔡明亮、侯孝贤都已经面临了投资的困境，法国人也不是次次都给你啊，他们有时候也会把钱调给伊朗人啊。

没有那么多的空间或投资提供给你来做个人的东西，拍一个电影只是为了你自己？这个空间一定会压缩到没有。他们自己也会吃不住的。贾樟柯都跟我说，他要找朱丽·庇诺什。朱丽·庇诺什会让你随便投资吗？我觉得不可能。商业电影其实是非常严格的，我一直觉得，商业电影比艺术电影难做。

臧杰：他们一定会转型吗？

焦雄屏：我认为，一定会不断有被淘汰的。谁会被淘汰很难说。目前暂时还不会出现这个问题，因为他们还得过一些奖，中国也有一些人有一些钱，在等投资对象。但当产业规律稳固下来之后，两种极端会慢慢松动。不一定电影要拍动作片、武侠片，电影的成本要高到那个地步，大牌明星要多到五六个，就像《十面埋伏》那样，靠大牌明星来撑一个电影。商业大片也应该有其他的条件。同样，你也不要走另一个极端，不在乎观众到极点。

臧杰：你觉得目前中国内地的第六代导演，谁有这样的转型资质呢？

焦雄屏：未为可知。我不乐观。我只是认为极端艺术电影的空间会越来越狭窄。我觉得，只有等到产业化的机制建立起来之后，才后出现多元的诞生。那时，才会允许有一部两部讲究艺术气质的电影存在。有的是讲究中产趣味的，如李安，有的则是讲究大众趣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