逸鹤楼闲话：阅读与写作

》杨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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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越来越迷恋“控制”这个词。诗歌不是生产流水线，可以成批成批源源不断地出货。诗人金铃子说“我怀疑那些天天都在写诗的人”。我理解为她怀疑他们在浪费时间挥霍笔墨，粗制滥造，堆码文字的圾垃，而不懂得控制。音乐（包括声乐、弦乐和器乐）要懂得控制声调和旋律；舞蹈要懂得控制肢体伸展、扭动和跳跃的节奏；舞台表演（包括影视）要懂得控制形态、表情和台词的演绎；雕刻要懂得控制刀法；绘画要懂得控制笔墨、线条和色彩；摄影要懂得控制快门（控制光的进入量）；而书法除了对章法结构的控制，最精妙之处还是对运行中的笔力的控制。写诗如果不懂得控制，不拿捏得当，不恰到好处，不惜字如金，不吝纸若币，不适可而止，就会信马由僵而泥沙俱下，就会陈词烂调而泛滥成灾，就会放浪形骇而诗意枯蒿，给他人造成阅读污染是必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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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苟同要求诗人“深入生活”的说法。我们本身就是生活，我们天天都在生活，我们每时每刻都在生活。对诗人而言，“深入生活”并非只是走出去，而是更多地深入自己，深入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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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歌写作就是要众说纷纭，各抒各语，琴瑟合鸣；诗歌生态就是要万木丛生，百花齐放，和谐共处。只要是传播途中的诗歌，都要翻一翻，都应读一读，即使不合自己的味口。我从未偏颇和极端地认为，哪个人是天生的诗人，哪些诗本就不该发表出来。“存在的就是合理的”。我的选择是没有喜欢与不喜欢，只有更喜欢；我的标准是不分大诗人与小诗人，只有诗人与非诗人；我的态度是不轻视任何一个用心写作的真诗人，即使他的一些作品不尽如人意，但不能不尊重，要相信他的一生在他的“那个时代”总会留下那么几句好诗，否则，他怎么能够存在于世，以诗立名。不论成功与失败。诗人死了，诗不死，就是幸运。诚然，诗死了，诗人还在，乃大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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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尽量不放过一个好词语、一个好句子。即使正在走路、会友、吃饭、睡觉。以前随身带纸笔，现在有手机，一定要及时记下来，否则，一恍惚就不见了，再也找不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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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人王小妮说过“其实写诗是不需要时间的”。的确，所有文学艺术创作，写诗是最不需要时间的，只要想写，就能见缝插针。只要爱着恋着牵挂着，诗歌随时都在心中。说“唉呀，最近太忙了，哪有时间写诗”的人，是在为自己的懒堕找借口，他的欠收不值得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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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西方诗歌的阅读，我毫不避讳地说，也持有警惕的态度。我怀疑一些翻译者太过于强调自己个人化的理解和认知，主观臆断，忽略东西文化的差异和各民族不同的阅读习惯，而遮蔽了其原作者的初衷和本意。我甚至有些偏颇地认为，我们读到的一些译诗，或许一开始就偏离了作者的原作，而是译者自己根据揣摩而写出的“大概相似”的臆想之作。常有听闻：某人写的诗歌和他翻译的诗歌是一个路子一种风格。汉语写作的我们，对于翻译进来的诗歌，期待的是能够幸运地阅读到最接近原作者的最为真实的初始文本。

    ——《巴中文学》2024年第二期“卷首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