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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史记》卷十八部分

文/某某某（浮世孤星）

   秦代短暂。统一中国之前，秦文学只有吕不韦的《吕氏春秋》可作一提，它多以儒、道、法、阴阳家的思想为基础，被视为杂家著作。文章平实短小，精于说理，为后人贡献了近300则异彩纷呈的寓言故事，且此类故事多成组出现以阐明某个思想。

   此外，留传下来的一些散文如奏议、刻石文，多以出于李斯之手的最具文学色彩。当年秦朝驱逐所有外来客卿，李斯上书《谏逐客书》，其文以逐客不利于秦为中心逐层论述：先叙客卿辅助秦国强盛，再述始皇重物轻人之误，后列逐客之弊；颇具纵横家法，事理井井有条。刻石文都是歌功颂德，四言为句，三句为韵，但文采稍显不足。

汉代散文

   西汉初建（刘邦到汉景帝末），革除重赋，取消书禁，反思秦亡教训。于是此时的散文与治国相关，针对现实，同时也受战国策士影响，具有纵横遗风，以贾谊、晁错为代表。贾谊心存浓郁的忧患意识，行文气势激昂、平实晓畅。《论积储疏》依次说明蓄积的重要、少积的后果、劝农的对策，层层说理，还体现了气盛情浓的特点。晁错的代表作《论贵粟疏》也擅长分析，能提出切实可行的对策。

   西汉中后期，汉武帝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得经学与政治联姻，于是散文总体演变为以阴阳灾异论事论政，文风平缓，少有情绪波澜。景、武时期的董仲舒所著政论散文《天人三策》便是此特点的典型代表作，它完全没有了汉初的纵横排宕之气；另一位经学家、目录学家刘向著有散文《新序》、《说苑》，其中很多篇都含训诫之意，类于后来的志人小说。此时期的叙事、抒情散文也不乏名篇：司马迁的《报任安书》抒写遭受腐刑后的愤懑，情感真挚；杨恽的《报孙会宗书》表达了遭罢之后的忿忿不平与隐退决心，文笔自然流利。

   东汉兴盛图谶之学。前期散文疾虚妄，崇实诚；桓谭的《抑谶重赏疏》首开先河。后期散文针砭时弊，情感浓郁；王符、仲长统为代表。

   史传散文中，司马迁的个人际遇和李陵事件造就了一部伟大的《史记》。本纪、世家、列传、书、表，五种体例相互配合构成整体，分别记录了帝王、王侯、特殊人物、文化经济制度、年月大事，也创造了纪传体通史这种新体例。文学方面其刻画了四千多个人物，且以之言行、环境、心理、细节等各方面塑造；结构安排精巧，剪裁精湛，主要事件和典型细节相互配合，熟练运用“互见法”来安排材料，使得人物性格更鲜明突出。

   《史记》的记载只截至汉武帝，因此许多后传又成就了首部断代史——班固的《汉书》，其改“书”为“志”，取消“世家”并入“传”，续写至王莽地皇四年。其文结构严谨、言语凝练，短篇之中塑造的人物也绘声绘色，正如《李广苏建传》中对李陵、苏武的精细刻画一直流传至今。

   此外，期间也出现了一些杂史类的历史散文，以赵晔的《吴越春秋》、袁康的《越绝书》最著名，都记载了春秋末年吴越争霸的历史，还虚构了荒诞之事以及神话传说，对后世的人物传奇、历史小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汉代辞赋

   汉代的辞赋，主要有抒情述志、状物描摹两种类型；前者体式与楚辞相同，后者为汉赋典型。

   西汉的辞赋呈现从浓情向失情、骚体向赋体的转变。骚体赋中，贾谊的《吊屈原赋》借故抒己，《鵩鸟赋》无奈豁达，《旱云赋》忧国忧民。

   枚乘则开创了大赋的典范《七发》，其文夸饰铺叙，全然丢去自我情感，字词繁难华丽。大赋作为一种全新的文体正式登上文坛。此后司马相如的《天子游猎赋》、杨雄的五大赋继续对大赋拓展，增添了空间排比、劝百讽一等艺术新色彩。

   除了大赋，尚有短小的抒情、说理、咏物小赋。一代枭雄汉武帝也著有《李夫人赋》，假想、回忆，直抒“怛兮在心”的真悫的思念情感。“纪行赋”的开山之作——刘歆的《遂初赋》以史论今，抒发愤郁，具有浓烈的自我情感，尤对后汉班彪、班昭、蔡甾等作品有一定影响。到了西汉中后期，东方朔的《非有先生论》以理性之中蕴藏着深厚的悲怨；司马迁的《悲士不遇赋》则不同，孤愤之情喷薄而出；而咏物小赋以王褒的《洞箫赋》为代表，其文以萧自况，融注作者情感，完整写出了乐器的制作、乐声的摩画、乐用的阐述，开创了全文写音乐的先河。

   到了东汉，赋体创作明显变化。初期，除了班彪、冯衍、蔡甾等骚体赋，多继承司马相如等风格，专以京都为题材创作大赋。杜笃的《论都赋》开创了京都赋；而班固的《两都赋》成就最高，其文不仅停留于描写景观，更重于铺叙京都观念，摆脱了西汉大赋“曲终奏雅”的模式，加强了以讽劝导的篇幅。中叶时期的张衡则是赋史上承前启后的人物：《二京赋》假设“凭虚公子”与“安处先生”辩难，无论是篇幅还是内容都超前人；而《归田赋》又是东汉抒情小赋的开山之作，由先出世的厌倦到后出世的悠闲，表达了作者情志转变，语句清丽流畅，绝无夸饰。

汉代诗歌

   《诗经》后期篇章、春秋战国民歌已偶现五言诗句，到了西汉时期，一些歌谣和乐府中五言成分更大。如李延年《李夫人歌》中：“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严格地说，这还不算完整的五言诗，但标志着五言这种诗歌形式正亟待脱颖而出。

   直至东汉，便有成熟的五言诗出现于乐府诗：据考，最早的代表作是应亨的《赠四王冠诗》及班固的《咏史》；之后，张衡、秦嘉的作品又使得五言诗渐趋成熟。而更多的作品不能考得作者，其中的《古诗十九首》便代表着汉代五言诗的最高成就。它非一时一人所作，只能根据内容的表述推测所作年代当于东汉顺帝末至献帝前。其中基本是游子思妇、思乡之言，如《明月何皎皎》：“明月何皎皎，照我罗床帏。忧愁不能寐，揽衣起徘徊……”也有表现游子士族对生存状态的感怀。《古诗十九首》有着言有尽而意无穷的意蕴风格，有着不加雕饰、亲近自然的表现力度，有着情景、情境的双重融合，有着白描、比兴、象征等一系列的表现手法，艺术表现相当圆熟。

   汉乐府官员采集民间诗歌，组织文人创作，还负责演唱。东汉末的蔡甾最早给汉乐府分成四类：大予乐、周颂雅乐、黄门鼓吹、短箫铙歌。（后世南宋的郭茂倩又给乐府分成12类，比较系统。）这些诗歌原本不少，但大多已经失传，仅存百篇于《乐府诗集》，最精华的部分便是民歌。这些质朴浅白的民歌又与《诗经》的周民歌一脉相承，也有新的变化：在题材上既有继承讥讽显贵如《鸡鸣》、反映厌战如《古歌》、歌咏爱情如《上邪》，也有以往鲜有的倾诉生活艰难如《东门行》、游子漂泊如《孤儿行》、表达人生哲理如《长歌行》；在表现手法上叙事、刻画人物的成分增多，直抒真挚之情，如《陌上桑》同时具有较明显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因素。

   汉乐府民歌更在语言上突破了四言格局，变得以五言或杂言为主，且长短不拘，韵律变化，不再重章。这方面对魏晋南北朝文学尤其是后世古典诗体的主流方向产生了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