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广东潮州和广州增城分别发生了两起大规模的群体事件，外来工为维护自己权益与当地人发生了剧烈的冲突，据说场面很激烈，特别是增城事件，冲突双方对峙数日方息。在群体事件屡屡见诸报端的今天，本来不算什么，但令我毛骨悚然的是，这些参与群体事件的外来工，在红了眼之后，竟然将石块砸向毫不相干的路人，将愤怒之火喷向普普通通的当地居民。

就在很多人还在争论事件的性质以及解决方法之时，我却产生了莫名的联想，“暴民”这个可怕的字眼出现在我的头脑中。或许有人会责问我良心何在：你怎么忍心称这些处于社会边缘、权益长期受到侵犯的外来工为暴民？但是，我不想收回我的判断。暴民者，以暴力宣泄不满于无辜者也。又有人会质问我：这些人难道还有什么其它的渠道可以表达自己的诉求吗？是的，我不得不承认，他们没有。

称他们为暴民，并不是要给他们进行身份界定，不是说他们天生就具有暴力倾向，恰恰相反，暴民这一定义只适用于他们从事暴力活力的那一刻，在其它时候，他们不但不是暴民，反而是非常“守秩序”的顺民、良民。

这种顺民向暴民的转化，曾在中国历史上不断地上演。陈胜吴广大概就是最早从顺民变成暴民的例子，在大泽乡连下暴雨之前，这帮瓮牖绳枢之子、氓隶之人、迁徙之徒都是规规矩矩的顺民和良民，他们兴许为了完成始皇帝交给的任务而拼命劳作、拼命赶路，他们悲苦不堪，却一直逆来顺受，从来不敢起一丝歹念。只不过，天公不长眼，让他们成了见鸡杀鸡见狗杀狗的暴民，大泽乡的暴雨是他们从顺民到暴民的催化剂。

陈胜吴广开了中国暴民运动之先河，其后的二千多年里，暴民从未断绝，而借暴民运动登上统治宝座的强人们，差不多一开始都在试图消除顺民演化成暴民的土壤，却无一成功。创下中国暴民运动最高峰的是太平天国运动。这场运动死伤无数，无数悲苦的顺民，在1851年1月11日这一天的广西金田村瞬间变成了暴民，他们杀官吏、杀读书人，毁坏城池宗庙，以建立天国为目标，以铲除暴民产生土壤建立太平盛世为理想。只可惜，暴力没有换来太平，天国最终建成了，只不过那是少数几个流氓头子的天国，无数的普通暴民成了陪葬品。“顺民—暴民—死鬼”，是这场运动参与者人生轨迹的写照。

没有民权的专制社会是暴民产生的土壤。专制社会的统治者，最希望看到的是全民皆顺民。为此，他们处心积虑，苦思驭民之术，经济上轻瑶薄赋以改善民生，思想上灌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儒家思想以培养其顺从之心，文化上广施礼乐教化以除其粗鄙野蛮之气。然而2000多年来的努力从未成功过。顺民们总是每隔二三百年就大规模地转化成暴民。

历史上的暴民运动，无不是从维护自身权益开始，而以侵犯他人权益告终。顺民、暴民是二千年来中国社会人格心理二重结构的最基本成分。在人类历史进入现代社会之前，中国的顺民暴民循环犹如一个巨大的历史魔咒，万千中国人都在其法力的牢牢控制之下；又如佛教中的七界轮回，生生世世在苦海里翻转。

专制社会除定期催生暴民，还盛产怨妇。怨妇们大多数不是氓隶之人，怨妇们大多产生于统治集团内部。中国最早最伟大的怨妇非屈原莫属。香草美人怀济世之心，为统治者江山永苦苦思对策，对内铲除产生暴民的土壤、对外御敌自强是他们的理想。然而，躺在温柔富贵乡中的最高统治者只顾得做他的春秋大梦，这让香草美人们志不得伸，志不得伸却又不能奋而代之，既如此就只得心怀怨恨，顾影自怜。犹如在不平等的爱情中，一个浪荡子早已将美人抛弃，被弃者却不敢与浪荡子彻底决裂。如此这般，只能作几篇长门赋，以期获得君王的良心发现，重施恩泽。

中国几千年历史，怨妇不绝。他们被抛弃而不自知，或没有勇气承认，他们总相信君王的英明，他们抱怨奸臣蒙蔽了臣王的双眼。“我的王，他是知道我爱他的。我的王，总是英明的。我的王还会再爱上我的”。即便到了世道沉沦、社稷将倾的时候，他们也不会去怀疑王的伟大光荣正确，因为他的王曾经对他施过恩泽，因为他是一个脱离了君王的垂青便没有自我价值的怨妇。他不敢去追求自己的幸福，也无处追求他们的幸福。

最底层的，最没有文化的，得到王恩最少的人，在顺民和暴民的循环中转圈。中层的、上层的，得到过王的恩泽的，常常是怀念着宠妇的美好时光，作怨妇的牢骚。她们很多人终生相信她的王，终生在等待王的良心发现，即使君王的暴虐已经严重伤及到自己，也无怨无悔，因为她们相信她的王具有与生俱来的神性。即使她的王犯了大错，也从不敢批评，她们甚至主动为他找到各种开脱的借口：他不爱我，必定是有原因的，必定是我的错。

专制社会的暴民机制和怨妇情结，绵延千年，仍未断绝。顺民是值得同情的，暴民是值得憎恨的；宠妇的快乐是浅薄的，怨妇的哀愁是廉价的。我们不需要这种分离的人格，我们不需要这种二元的结构，我们呼喊的是公民，公民社会的公民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