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和今年的宏观调控，从手段上看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行政手段为主货币政策为辅，两者共同上演调控大戏，而作为经典的需求管理工具，财政政策基本上一直充当着旁观者的角色。这诚然与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在经济周期的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的效果有关（财政政策较多地用于治理衰退，货币政策较多用于抑制过热），但过分倚重行政和货币政策毕竟有相当大的负面效果。行政手段的过分运用扭曲了资源配置，货币政策因投鼠忌器也未能发挥出应有作用，在这种情况下，调整现有财政政策，不但能在短期内通过与货币政策相互搭配达到调控的目的，而且还可以发挥中长期调整消费和投资结构的独特作用。
　　宽财政紧货币组合抑制过热
　　目前，流动性泛滥，货币政策带有明显的扩张性，但决策者担心加息幅度太小没有效果，而大幅度加息又会重创经济，另外，考虑到对出口和就业产生太大冲击，汇率工具也一直十分谨慎。笔者认为，解决这一矛盾可以考虑紧货币和宽财政的搭配，具体而言，就是较大幅度地提高利率，比如通过连续小幅加息，把利率提高2到2.5个百分点，彻底地扭转目前实质利率过低对投资的刺激作用，同时，人民币升值幅度也可以适当提高，幅度至少可以加大到每年升值3%。而由货币紧缩导致经济增长下滑到潜在水平以下的危险，则可以通过适度的财政扩张来抵销，概而言之，就是减税增支。
　　减税可从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着手。通过加快两税合并，在消除扭曲作用的同时，将企业所得税实际税负下降到25%左右，可以有效地避免企业利润大幅下滑。与此同时，应大幅提高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在以流转税为主体的税制中，个人所得税的增长太快并不是一件好事。2005年，全国个人所得税总收入超过2000亿元，增长20.5%，远远超过名义GDP增长率，个税占税收总收入的比重达到了7％。个税超经济增长挤占了居民个人收入，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居民的消费，这显然不是一种正常的现象，目前应尽快再度提高个税起征点，并建立与物价走势挂钩的自动调节机制，避免个税成为投资和消费结构持续恶化的帮凶。
　　在减税的同时，应该进一步加大公共性财政开支，进一步提高社保的覆盖面，着手逐步建立全民低保体系。具体而言，可以在第一年投入一定金额，比如1500-2000亿元，随后逐年递增，并宣布全民低保的总目标，稳定人们的预期，从而达到刺激消费、抵冲紧货币政策影响的目的，保持经济的平稳增长。
　　中长期应服从于降低储蓄率目标
　　财政减收增支不仅是目前短期调控的需要，从中长期角度看，更是改善消费投资结构和解决经济外部失衡的关键。
　　众所周知，我国内外经济失衡的一个根本原因就是中国总体储蓄率太高，消费率太低。近几年来，我国居民储蓄率大致每年上升0.5个百分点，并带有极强的预防动机。通过大幅增加财政公共性开支，建立较为完善的社保体系，可以有效地降低储蓄率，以美国为例，20世纪30年代罗斯福新政开始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后，居民储蓄率开始逐步下降，目前已经降到了零，经济增长也逐步过渡到消费驱动型。
　　通过国际比较发现，推高中国高储蓄率的各因素中，政府储蓄率和企业储蓄率高是一个主要原因。中国的政府储蓄率2001年达到7.5%，远高于同等经济发展程度的其它国家。近几年来，财政收入可谓是“步步高”，增速都在20%以上，远超同期名义GDP增速，从2万亿到去年超3万亿元只用了2年时间，而今年上半年又突破了2万亿元。但与此同时，政府消费如教育、卫生方面的支出占GDP的比重则呈逐年下降之势，财政赤字逐年缩小，其结果就是政府的储蓄率继续上升。
　　中国企业的储蓄率大约是20%，也远超国际水平。目前仅国有央企每年的利润高达七、八千亿元，但基本上不分红，这是推高企业储蓄率的一个重要因素。如果考虑到国有企业留存收益是财政收入的另一种形式，中国的政府储蓄率将会更高。因此，从这个角度看，扭转储蓄率持续上升，防止消费投资结构持续恶化的关键是要降低政府储蓄率。而降低政府储蓄率的关键要么是降低税负，止住财政增速过快的势头；要么是加大公共性开支，特别是在社保、医疗和教育方面的开支，或者两者同时进行。
　　通过建立国企分红制度，将政府高储蓄率显性化，一方面可以为政府加大公共开支提供资金，另一方面，可以直接降低国企投资冲动，避免重复建设，降低投资率，这也是提高消费率的最直接、最有效，也最容易为人们所理解的途径。
　　大政府主义财政观亟待改变
　　长期以来，我国奉行建设财政的思路，因此总有入不敷出的危机，这也使人们形成了一种观念，即财政收入多多益善，其实，这种大政府主义财政观并非总是有益。近几年的财政超经济增长，不仅刺激了政府部门的铺张浪费，而且进一步恶化了经济结构，因此，不管是从短中长期目标出发，还是基于建立公共财政的大计，这种大政府主义财政观都到了急需改变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