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4日从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获悉，全民阅读立法已列入2013年国家立法工作计划，总局将争取在年底形成较成熟方案提交国务院法制办。目前，全民阅读立法起草工作小组已草拟了《全民阅读促进条例》初稿。下一步，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还将通过征求部委意见、网上公开征求意见、地方调研等多种方式，广泛听取各界意见，继续修改完善。（8月4日《新华网》）

    阅读的事，需要上升到法律高度，可见形势多么严峻，状况多少令人堪忧。事实上，自从有了“全国国民阅读调查之后”，图书阅读率的情况就一直不容乐观。据报道，2011年我国18—70周岁国民图书阅读率为53.9%，比2010年的52.3%增加了1.6个百分点；但比1999年第一次国民阅读调查的图书阅读率60.4%降低了6.5个百分点。2012年，69.8%的18—70周岁国民认为，与2011年相比自己的阅读量没有变化，而认为“自己阅读数量减少了”的国民的比例多于认为“自己阅读数量增加了”的国民的比例。

    而且我认为，有阅读能力又有阅读机会的人而又“不读书不看报”，这是多么可憾的自我负义！这种混世观，将会把自己作贱为庸人。

    但话又说回来，用立法的形式推动全民阅读，虽然不无正面激励作用，但在这个功利浮躁的时代，要想重新达到上世纪80年代初的阅读辉煌，尤其是回归上世纪80年代的精神阅读，最终达到一种深度阅读效果，不说难于上青天，至少可以说不切实际。

    住房、教育、医疗这“新的三座大山”致使很多大人们感到工作太忙没有时间没有精力读书就不说了，就拿青少年群体来说吧，本来他们是最有阅读能力、阅读机会而且必须做到广泛的涉猎各种有益有趣有味的出版物，尤其是趁年轻之时多读经典著作和文史书籍，但遗憾的是，在应试教育背景下，他们的阅读习惯和兴趣不但难以培养和形成，更可怕的是课余时间被各种补习班和作业充斥着。当然，一键搜索即可获得想要的信息，人们不再需要面壁冥思苦想才能获得关于某个问题的答案，也是个问题。

    2008年4月，《中华读书报》的记者曾采写一篇报道，文章把近30年流行阅读做了如下概括：80年代：精神阅读；90年代：物质阅读；新世纪：功利阅读。这种定性或许还不尽准确，却也能反映了一些真实情况。这个意义上，如果在立法推动之后，仍被功利阅读的盖子罩着，那么，增加或减少几个百分点，并无太大的实质性意义。

    因此，笔者以为，要想让读书在社会上蔚成风气，尤其是形成深度阅读效果，立法推动是一方面，但更重要的恐怕还是靠各有关部门在相关制度上形成合力，把人们的生活压力和青少年沉重的学习负担减下来，并让功利阅读没有市场，在此基础上，主观上倘能认识到未来的建设者应该是“世事对我都不陌生”的智者，是有系统的智力结构和多元的智力集合者，也许有助于聚精力、挤时间。

(发8月6日《北京晨报》http://news.163.com/13/0806/02/95IGFR1300014AED.html

 8月7日《山西日报》（转）http://www.ce.cn/culture/gd/201308/07/t20130807_24642091.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