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起争议是必然的。一则，正如有北大学子提到的：会商“思想偏激”的学生很容易让人产生“校方禁锢北大学生思想”的理解，这显然不符合以“兼容并包、思想自由”闻名的北大精神；二则，何为“思想偏激”？何为思想保守？可谓仁智各见；三则，思想不仅是一种捉摸不透的东西亦关乎一个人的全部尊严。正所谓：“人的全部尊严就在于思想”（帕斯卡尔）；何况现在早已告别了“狠头私字一闪念”、“不许乱说乱动”的文革时代。

说到思想偏激，不能不提到鲁迅。钱理群、王得后两位先生在编《鲁迅杂文全编》一书时，曾用否定性、攻击性、偏激性、隐蔽性来概括鲁迅杂文的特色，而论述偏激性所用的笔墨最多。鲁迅说过：“因为倘要完全的书，天下可读的书怕是绝无，倘要完全的人，天下配活的人也就有限。每一本书，从每一个人看来，有是处，也有错处，在现今的时候是一定难免的。”鲁迅斥责中国的“中庸”之徒及攻击其偏激时，说：“它却虽然是狗，又很像猫，折中，公允，调和，平正之状可掬，悠悠然摆出别个无不偏激，惟独自己得了‘中庸之道’似的脸来。”他在《华盖集》的小引里还说：“这里面所讲的仍然并没有宇宙奥义和人生真谛。不过是，将我所遇到的，所想到的，所要说的，一任它怎样浅薄，怎样偏激，有时便都用笔写了下来。”在其杂文中，即便是他的尊重的老校长蔡元培，授业的恩师章太炎，好朋友刘半农、钱玄同，他也不“为尊者讳”地点名批评。于是，他人撰文攻击时常有“人格阴毒”、“思想偏激”之语。

显然，不论时下北大的学子们思想怎样偏激，比起当年鲁迅先生的“思想偏激”来，恐怕都是小巫见大巫。而可喜的是，正是由于鲁迅当年的“偏激”，才打破文明的酱缸，救出许多在酱缸中挣扎的孩子！

或曰：鲁迅当时处在“欲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而时下是人民当家做主的时代，偏激不利于和谐社会建设。诚然。但问题是，鼓励创新、崇尚个性与自由，不正是和谐社会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吗？何况，作为一种思考方式和言说方式，偏激一点，有时也是迫不得已的。就拿高校的高收费、学术腐败来说，如果不是积重难返，谁会采用偏激的方式？

 在笔者看来，不论北大会商“思想偏激”的学生初衷如何，就其做法来说，本身也是一种偏激。盖因只顾手段，不顾效果。

（发3月26日《潮州日报》http://www.chaozhoudaily.com/czrb/html/2011-03/26/content_1337999.htm）

（已发3月28日《中国江苏网》http://review.jschina.com.cn/a/201103/t679023.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