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颂:
朗读美学，并不企望自己成为空中楼阁，也不会把朗读推上阳春白雪的绝顶。因为，终究朗读还是一种实践活动，是人们社会文化生活中的一部分。她决不是纯理论的、纯理性的思维过程和研究过程。她饱含着人类活跃的生命律动，充满着有声语言的情感诉求。这种实践性、应用性的品质，不去要求人们厘清诸如“美是什么”、“美的意义”等抽象的概念，也不去指引人们埋头于故纸堆中，条分缕析地辨别各种观点的来龙去脉，更不去要求人们搜集不同观点的分歧与争论。她虽然不可避免地涉及美学上的一些基本问题，但那角度和语域会有明显的自身规定性，以全力解决本体的重点和难点，从而开拓出自己的一片领地。如果我们不小心，踏上了空中楼阁，或者走进了象牙之塔，那是极大的失败，只能作为教训，留给后来者了。
二  朗读活动既然是实践性、应用性的有声语言再创作，这里就存在两个方面的障碍，我们在论述中必须突破或者跨越。
第一，自从有文字记载以来，比较细致地描写、比较准确地叙述朗读活动的论述真是凤毛麟角。这是因为，我国自开科取士以降，极大地推崇文字的功能，极大地贬低语言的作用，形成了“重文轻语”的社会风气。以至使人们对写文章和写文章的人，钦佩敬仰；说话和朗读，有口才似乎只是雕虫小技，不足挂齿。先秦时期极为丰富的有声语言活动，像讲学、游说、争辩、论证……便烟消云散，只是一种美好的回忆了。历史上的辩才，寥若晨星，屈指可数。那时的技术条件不发达，不能使有声语言流传下来，事出无奈，但主要的原因，恐怕还是观念上缺乏应有的重视。否则，在浩如烟海的典籍中，无论如何也会存留下一些对有声语言的描述和记录，供今天的人们参考学习。现在，我们能看到的材料里，有关于写作方法的讲解，有关于诗文妙处的评点，有关于歌唱、乐器演奏的描摹，有关于用笔用剑的精确刻画，还有关于舞蹈的生动写照，却很难发现关于朗读如何动人的片言只语。就是有一些叙述，也难于解释“为什么”会这样，只能了解“是什么”，只能得到个别的印象。因此，我们不能不为资料的缺乏而遗憾，也为有声语言的难于描摹而感到棘手。
诚然，秦始皇的“书同文”为后代留下了无穷的便利，使大量的文字语言得以传承。当时，却无力解决“语同音”的难题，使历史上的志士仁人煞费苦心，给我们提供了不少语音方面的珍贵记载和研究成果。如：声韵母、洪细音、声调、唇舌、声律、韵部等，至今还有重要的价值。不过，如何把整篇诗文朗读出来，文献记载却显得明显不足了。20世纪以来，陆续出现了不少有关专著涉及有声语言的内容，从洪琛、郭沫若、王力先生等的论述中可以看到。在一般语音学著作里，如罗常培和王均以及岑麒祥、周殿福先生的书中，也有关于语调、重音等方面的论述。这为我们的研究奠定了基础，使我们认识到语言应用中的某些原则和方法。在当代的语言学著述中，还出现了关于中西方语言对比的研究，特别强调了汉语言的非形态化、具象性特点，这也使我们开阔了视野。另外，一些戏曲研究中关于有声语言要求的见解，对我们也有很多启示，如：梅兰芳、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焦菊隐等。
在我国，有声语言的研究是有积累、有成果的，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但是，我们也有不满足的理由。前人披荆斩棘走出了低谷，我们应该继续走下去，哪怕再艰辛。
第二，理论上的论述，会有深浅，会有繁简，总可以写出来，实践上的技能，用文字叙述出来，就困难得多。有声语言表达，诉诸文字演绎尤其不容易。有声语言表达是“口耳之学”，听说之间，如电光石火，稍纵即逝，不能定格，不能留驻。它不像文字语言，可以重复，可以反复，可以跳跃，可以流传。今天有了录音设备、录像设备，也不能完全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在审听、审看过程中，仍然不能截取并存留某一句、某一段，只是保存在脑海里，过一会儿就会消失。就是记忆力极好的人，也只会对重要的词语序列留下印象，而对有声语言的表达态势、声音走向，却会模糊和茫然。这正是视觉和听觉的巨大差异，也正是文字语言和有声语言的明显区别。既然如此，我们在表述朗读的表现方法时显得捉襟见肘、力不从心，就不足为奇了。
在基础理论层面，我们常常使用模糊图形，以便读者体会其中的语言变化。虽然，在思维、心理、感受、感情等领域，先圣前贤留给我们很多精辟的见解，但我们不应走向思维至上、感情至上的道路。目前就有这样的观点，以为只要思维明晰，语言自然清楚；以为有了文字作品，就可以不必动脑子，“照本宣科”而已。这是完全错误的，这就把我们引向“重文轻语”的方向上去了。只有解决了观念上的偏颇，才可能进入美学层面的视野。从美学的角度看，文字作品中的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必须认真琢磨、仔细推敲，特别要悉心体味、深入把握。否则，就会一字之差，全句为之蹉跎；一句之跛，全篇为之失色。有声语言的表情达意、言志传神，实际上表现在一个音、一个调、一个轻重、一个高低等具体的小单位上。我们要做到宏观与微观的结合，感情与声音的统一，而那变化，又只能通过极细的描述才能说明白。正是这极细的描述，竟使我们找不到非常有力的办法，写下来，讲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