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应公二三事

        2021年6月2日上午微信群里一个同事发了一照片，我仔细一看，是“生前预嘱”，原来是应启后先生于2019年8月21日写的，被挂出来了，我在钦佩的同时，立即发了一条“祝应老师健康长寿”的帖子，同时，我突然有一种不祥之感！果然，群里下一条信息是“应启后老师今天凌晨去世”。我惊呆了，好久未见的应老师走了！

       应启后先生，是我的老师，难为他，在那个年代讲授文艺理论，当时唯一的办法就是选读马列关于文艺的原著，说实话，那时觉得马列原著实在晦涩难懂，但是应老师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就是教学态度之认真，一丝不苟；讲课风格之严谨，环环相扣、鞭辟入里。课上的他，严肃有加，几乎见不到笑容，可课后，幽默风趣，十分健谈——当然是在熟识的人面前。所以他给我们留下的总的印象是严肃不失亲和，严谨不失幽默。我们当面都喊他应老师，背后就是“应公”，极少称他为老应，这个称呼只有他同时代的同事才这样叫他的。

先生给我留下极其深刻印象的首先是教学认真严谨，后来，这已经不是我个人的感受，几乎成了中文专业所有学生的共识。先生上课不苟言笑，表达逻辑严密，几乎没有什么废话。我入学时就听到传说，先生在文革前就是著名的以群主编的《文学基本原理》的主要参编者之一，所以在文革中被批为“华东地区小周扬”，大概这也导致了先生在文革之后很少写文章，据说评职称也是以教学效果突出作为主要依据，还风传他在申报副高职称时，省高评委、南京大学著名教授董健先生就曾惊讶地说，应先生早就具备正教授的资质了。先生主讲“马列文论”课，马列原著本来就难懂，所以每次考试，既然能获得七十五分以上就是高分了。因此，每届学生，到开设马列文论课时，总是战战兢兢，无人敢随便缺课。我当过班主任，到高年级时，作为必修课的马列文论课也是学生最为头疼的课程，我曾经与应老师开玩笑说过，学生不仅怕你，更怕你的马列文论课。他总是笑笑说：马列原著不是读一遍就能理解、透析它其中的深意的，我也是在不断地阅读中体会更深刻的含义。因此，在中文系，马列文论成了最不可能轻易过关的科目，而且成为了一种传统。

先生在课堂上不苟言笑，可在日常生活中，在相熟的同事中，却健谈，风趣幽默。我留校后，经常在一起相处，加上我后来兼任了工会工作，我们就比较熟悉了。那时，中文系教工有一个自然形成的“球迷协会”。每届世界杯足球赛开始时，每天上午九点半，是我们侃球的约定时刻。先生总是在开赛前，把划好的比赛日程表交给我，由我去复印，然后分发到我们“球迷协会”教师的信箱里。先生自封为会长，当然也是我们公推的，我就成了秘书长，复印比赛日程与成绩表总是我的事，侃球时打开水也基本成了我秘书长的工作，大家海阔天空、各抒己见，一直侃到近中午才各自散去。这样的场景一直继续到1993年我调离中文系，也不知之后这个“球迷协会”是否还在继续，我也就没有再去了解。

在与先生的相处中，还有一件事，在我脑海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几乎只要一提起先生，我就会想起，那就是先生经常向我“借烟”。当年我是中文系出名的年轻烟枪，从18岁开始抽烟，越抽越凶，留校工作后到八十年代中后期，评上了文革后的第一批讲师，工资涨了不少，家庭经济状况大为改善，加上我众多中学教师时代的学生与朋友的“孝敬”，烟的量与质在系里的烟友中小有名气。我养成了习惯，只要出门，口袋里必须带上两包没有开封的烟才心安理得；遇到上课，只要连上两节课，下课休息一定连抽两根方才过瘾。所以，那时的教学大楼的教师休息室几乎成了我们的吸烟室。先生当然也是我们的烟友之一，不过，估计他抽得不是那么凶，所以经常有出门忘记带烟的情况，到了下课，一摸口袋，烟没有带，于是，他总是对其他也没有烟的人说：找培华去，他一定有！别人要一支，他笑嘻嘻说：嘿嘿，我下面还有课，再“借”几支。当然，我总是赶快掏出烟来，一看这已经不到半包了，就干脆直接递给他了。这个习惯几乎成了我们之间的约定，当然，这“借”是不用还的，作为学生的我，“孝敬”先生也是应该的。这种状况也一直持续到我离开中文系，后来在法学院，我的办公室成为中青年教师课间操期间休息时的吸烟室，我抽屉里的烟是可以随便取吸的，这是后话了。我1999年10月1日，彻底告别了烟民生活，听说先生后来也不抽烟了，不过我也没有去证实。

与认识近半个世纪的应公，后来因为我赴北京任职，就极少有机会见面了，原来每年一次的年夜饭几乎成了我问候老师的唯一机会，之后，因为这个规定那个规定，这个机会终于也没有了。现在你走了，你又有“预嘱”，所以连送你的机会也没有了，我惟有祈祷，祈祷先生，你一路走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