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五年前的一场辩论及其之后

        偶见一篇文字，想起了45年前的一桩往事。

       那是入学第一学期后半段的时间，学校为了响应那时的所谓教育革命，要求我们中文、外语、物理三个系科的学生要去学校农场——苏州尹山湖农场，边上课边劳动。得知这个消息以后，在学生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我们这批来自于工厂农村的学员，才来就又要去农场锻炼，这是为什么啊？

我来自于农村，农活都会干，但那时我已经是一个有将近五年教龄的中学教师，在教学的实践中，我深知半桶水的我，仅接受了不到一年的师训班的培训，是很难应对中学的教学工作的，我急需要有一个自己充电不断提高的过程，我上大学是知道了自己的软肋来补课的，所以，对于去农场我是坚决反对的。

于是，身为班级学习委员，班里仅有的两个半（有一位是点上初中的教师，所以戏称半个）中学教师之一的我，就联络了班委和四位组长，决定邀请学校党的核心小组组长（当时还没有党委）来我们系里314大教室参加关于下农场问题的辩论（当时我的胆子够肥的吧？），而且我们把海报贴到了学校“新街口”（今老校区西大门进来的马路）的广告栏。

到了那一天，核心小组组长来我们系里了，可没有进大教室，却去了系党总支办公室，通知我们班级干部与四个小组长去参加座谈。胳膊拧不过大腿，无奈之下，我们只好去了总支办公室。校领导当然再次重申了去农场的“伟大意义”，系的书记（一位我很敬重的渡江干部，原学校的教务长）自然顺着校领导的意思，动员我们服从大局，去农场边干边学。我当然继续坚持自己的观点，认为我们这些本来就来自基层的学员来上大学主要是为了进一步提高自己的文化修养，练好作为教师的基本功，其他大多数同学虽没有了私下那样的激烈，但也基本表达了这样的意思。但是没有想到，同学中出现了不同意见，有一位突然明确表态拥护学校的决定，去农场锻炼，一下子就把气氛给转向了。我们这些来自于最基层的学员，面对的是学校的一把手，位高权重的老革命，毕竟是拘束的，在系书记的再次劝告动员下，座谈会未能取得设想中的效果。

                   （农场宿舍）

记得第二学期开学后，我们背着背包，还是步行出的校门，学校和系里的领导在大门口欢送我们，我看到了核心小组组长对我展现出的那意味深长的笑容，让我不爽了很久很久。这也就成了我在农场的一个学期里天天5点起床，端着自己的一个小凳子坐在小河边，迎着东升的朝阳，晨读两个小时的动力（我还有一首短“诗”写了晨读的场景，收入班级的《赛诗会诗选》）

一个学期我硬是通读了《中国文学史》（四卷本）、《鲁迅选集》（六卷本），因为，我非常清楚自己的文学底子，需要补什么课。这也就促成了我在第三学期回到本部后，拟写了一篇《我对江苏师院教育革命现状的看法》的文字，幸亏还只是在给几个同学传阅的阶段，正在此时，当时的一个著名杂志《学习与批判》第12期发表了《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的“宏文”，把我吓得一身冷汗，赶快收回了我拟写的文字，因为我那篇文字的观点几乎在这篇“宏文”中给批得“体无完肤”！我暗自庆幸还没有把文稿发出，逃过一劫！

 今天回想这段经历，还真是有点后怕，我这种在当时属于棱角分明、容易冲动的性格终于没有让自己成为那个时代的牺牲品。我没有做英雄的梦想，我有的只是希望自己能踏踏实实、认认真真地做一些自己喜欢做的事。但是，我那种较真、敢于问个为什么的个性却一直没有改变，也许这就是所谓的“江山易移，本性难改”吧。在职业生涯的前半部分，在系里我似乎一直是一个属于有争议的人物，虽然始终获得绝大多数教师的支持，可终于没有在自己的系里走上应该有的岗位；在后半部分，持续问道是我的不懈追求，也是我出版人生涯的主要特色（《出版问道十五年》《追梦——我的出版问道历程》两部拙作或许是有力的见证）。就是这样，我度过了50年教龄中25年的纯粹的教师生涯、25年的教师+出版人的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