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今年的7月9日，是我真正进入出版业整整15年。15年，是一个不短的历程，但回顾15年的出版人生涯，自感欣慰，欣慰的是我没有浪费自己人生中最为重要的阶段。《出版问道十五年）正是对这个重要的15年的一个小结，在即将出版之际，我先把集子的后记挂出，与我的所有朋友们共享，并希冀得到同人们的指点。

                 《出版问道十五年》后记

    15年，一晃而过。
    15年前，学校一纸调令，把我调入了三年前我参与筹备最终却没有留下的出版社。可我也没有想到，成立两年零七个月的出版社那时正陷入了艰难的困境。7月，正是高校出版社投入的高峰，大量的图书需要在开学前出版，可财务帐上赤字2万的出版社，有哪个印刷厂愿意来承印回款无望的出版社的图书？可以想见，我的前任带着员工在怎样艰难度日。一个成立之初就被断奶的文化企业，上至决策者，下至普通员工，无一不是出版战线的新人，曲折、弯路乃至于高额的“学费”，是无法避免的。尽管我理智地觉得，正是我的前任的摸索、探求，为后来的我提供了诸多宝贵的借鉴；尽管我也清醒地意识到，这样的坎坷、这样的困境，对于一个市场竞争已经日趋激烈又无各式点滴积累的出版社来说也许是无法避免的，可我得面对现实——以最快速度筹集资金，把开学用书按时出版，否则合同违约、客户丢失、信誉被损，那出版社真的将陷入无药可救的境地了。
    与一起到任又很快升迁的社长商量如何度过这个难关，唯一的途径是借钱。学校那里无望，自收自支的企业单位，在你困难的时候是没有人愿意问津的，何况学校同样面临着资金的严重缺口；银行贷款同样无望，一个陷入困境的企业，又有哪个银行愿意把钱往无底洞里投？我是银行经理也不会做这样的傻事。更何况贷款必须有三A级企业的担保，谁会傻呼呼地来做这样的担保？唯一的办法是私人出面借钱。
    平时的人缘关系派上了用处。我一一拜访平时私交甚好的朋友，述说出版社目前的难处，希望他们能伸出双手，扶持我们一把，我只要求4个月的借期。那些小单位还有些积蓄的朋友仗着义气，慷慨解囊，少的10万，多的50万，在半个月里我筹集到了115万元，终于如期解决了开学用书的出版印制。第二年的七月，我又是如法炮制，筹集了150万应付开学用书的投入。那可是上个世纪的150万啊，今天回想起来，还真有点后怕，万一全赔了，我就是倾家荡产也偿还不了债务。1996年的10月22日，当我从省新华书店一笔拿回350万元书款时，我心中的感慨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因为从这一天起我们出版社就既无内债又无外债，彻底走出了经济上的困境。我感谢在我们社陷入困境时伸出双手的朋友们。
    在那个年月，我，一个主管市场的社领导，一年基本上三分之一的时间出差在外，与我那发行科四个年龄加起来不到100岁的小伙子，拉着样书箱，挤着公交车，吃着方便面，成天奔波于全国的图书市场。在社里，与全社员工顶高温，冒严寒，厂里送书的卡车一到，不用招呼，员工们一呼啦就上去卸货，因为我们社领导一样是搬运工，夏天甚至光着膀子在烈日下卸货。那时全社只有一台壁挂式空调，还是在学校领导宣读我们任命的时候，看着挤在会议室里的员工满头大汗的情景，第二天赶紧在会议室安装的，为的是让编辑可以有一个能待得下去看稿子的地方。回想这个场景，我真的感谢当年一起走过来的员工，没有大家的艰苦努力，何来出版社的今天？正因为如此，所以才有我10年社庆不搞大庆搞“忆苦思甜”的提议。
    每每回忆起这段可以称得上是艰难困苦的经历，给我的是不断努力前行的动力。刚到出版社的我，内外交困，出版社的困境缠绕着我，我深爱着的母亲身患重病纠结着我，我得每周周末赶回老家，替换我那已经退休的长兄值一夜班，周日的晚上再赶回单位，真的不敢相信那个时候我是怎么挺过来的。尽管我因此成了家族里唯一的高血压病患者，但是我毕竟挺过来了。也许正是这段经历，时时鞭策着我在出版领域里努力耕耘。
    编辑出版是一个特殊的领域，我作为一个“半路出家”的出版人，清醒地知道，要真正成为一个出版人，没有三年全身心的投入是没有发言权的，因此，三年里我只有求教、调查、思考、探索、积累，中文专业出身的我，头三年中一个字也没有写。直到1998年的10月，我发表了我的第一篇关于出版业的文字，从此，一发而不可收，开始了我12年的“发问”，这就是我这集子题目《出版问道十五年》的来历。
    这些文字，忠实地记录了我15年在出版道路上的足迹。从时间的排列上，可以看出我对出版业的了解和思考逐步从肤浅走向深入，其渐进的思路十分明晰；从许多文章的题目上可以看出我的注意力更多地放在对中国出版业问题的思考上，因为我以为能够正视自己的问题才是充满信心的表现，因为只有看到了自己的问题才有了解决问题的前提，才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从提出和针砭的问题，可以看出我对中国出版业的某些症结在进行着持续的思考探索，有的问题直至今天还是我们讨论的话题，到今天还在影响着中国出版业的发展进程。因此，“问道”，问中国出版业的“道”是本集子也是笔者15年孜孜以求的。
    此外，根据编选这个集子尽量保持文章原貌的原则，对文章就不再做仔细的修改，甚至包括了有些观点在不同文章中的反复阐述，部分材料在不同场合的多次运用，此次收集整理也一律保持原貌；部分出于当时报刊发表时的具体考虑而更换了题目的，本次收集时大多恢复了原来的标题；有些出于发表时的环境和条件，对某些比较尖锐激烈的语言作了修改的，本次收录时也基本还了原来的面目。从不同文章中出现的重复的文字，可以窥见我紧抓不放的专致不二；从论文有些观点和语言的过于尖锐，可以看出我急切期望中国出版业健康前行的拳拳之心；从论文直面现实，几乎是一发而不可收的发问，可以看出我15年来“问道”的执着。我在自己的博客“吴韵楚风”的“公告”里有一句自嘲式的语言：“歌者少有，牢骚之音不断”。正是这不间断的“牢骚之音”式的“问道”，构成了我研究的视野，构成了我在编辑出版实务操作、编辑出版理论研究、编辑出版专业教育三方面的追求，当然，也就构成了我这本《出版问道十五年》集子的主旨。
    假如要问《出版问道十五年》表达了我一种怎样的心情，我博客自画像的结尾也许清楚地表达出来了：“钟情于中国出版，期盼奋进有为，愿与同人同志，同心同德，同学同行,同为华夏出版用心用力”。
    在这个文集即将出版的时候，除了前面已经对他们表达过感激之情的朋友和与我一起艰苦奋斗的员工们，我还要感谢我的太太和女儿，因为我这么多年来几乎没有什么休息日，看书写作，与学生探讨问题、审阅学生论文，惟有利用休息日，我开玩笑地说过，我是把别人打牌和郊游的时间作为代价的。中国编辑学会前任常务副会长邵益文先生戏称我为出版界的“三栖动物”（因为我身兼出版实务、出版理论研究、编辑出版教育三个身份）。“三栖动物”是不好当的，他的代价就是时间，因此对家人内心是常感愧疚的。我要感谢出版界众多的朋友们，大学出版社的、中央部委出版社的、地方出版社的、新华书店的、民营书业的、高等学校的、出版研究领域的、编辑出版媒体的，恕我不一一道来，因为喜欢结交朋友的我，实在也无法在这里开出一份详尽的名单。
    我要感谢出版总署、教育部的领导对我的关注，感谢中国版协、中国编辑学会的领导对我的关注，感谢省局领导、学校领导对我的关心。特别要在这里表示感谢的是我们新闻出版总署的柳斌杰署长，不仅是他前瞻的眼光、深邃的思想给了我深刻的启示，我不忘记他在我社考察时对我的鼓励，而且在繁忙政务的同时，审阅我的文稿，写下了充满勉励的文字；还要特别表示感谢的是我的挚友、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的董事长贺圣遂兄，不仅是因为他提议要我整理出这个文集并亲自促成了出版，而且15年来，在交往中，我从他身上学习、领悟到了许多宝贵的东西。我珍视我们的友谊。
    最后，我还要感谢的是我的学生们，因为对你们学业的督促，对你们论文的催逼，无形中成了我不敢懈怠的动力。我曾经说过，我只是希望我的学生们在有所成就之时提到自己的导师，会有那么一点自豪之感，我就满足了。已在贺圣遂兄麾下同为中国出版业用心用力的昔日弟子姜华领董事长之命担任我集子的责任编辑，使我感到由衷的欣慰。感谢姜华的辛勤劳动。
    感谢15年来关心、帮助过我的所有朋友。

                                                       2010年2月28日于金鸡湖畔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