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专业分工再思考

伴随着新年钟声举办的北京图书订货会传递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信息：2003年将是中国出版改革发生重大变化的一年，兑现加入WTO所承诺的义务将在今年跨出重要的步子，“只要出好书，书号不应该成为问题”预示着作为出版计划经济成分的重要标志的书号问题已经出现了松动，笔者作为一名集出版理论研究与出版实务于一身的出版人，一方面为这种松动感到由衷的高兴，另一方面却也担心中国的图书出版不要因此步入“广种博收”的阶段，去以图书品种的增加换取销售码洋的增长，再一次出现平庸书泛滥的局面。笔者呼吁中国的出版人应该力戒浮躁和急功近利的短视行为，充分利用这一利好时机，在多出好书，多出精品书上用功用力，为提升中国出版在世界出版业中的地位而努力。

出版专业分工历来也是一个敏感的问题，因为它同样是一个政策性很强的话题，谈出版改革谈了很多年了，尽管业内对于这个问题也时有涉及，可都是站在各自的立场为自己的利益说话，因此常常是“犹抱琵琶半遮脸”。应该承认，出版专业分工在我国出版改革进程中发挥了它在特定时期内特有的作用，尤其是对于规范出版市场、规划图书出版结构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我们应该对其历史作用加以充分的肯定。然而，到了加入WTO以后的今天，这个话题必将重新被提出来，这倒不是因为许多出版社的掌门人还在喋喋不休地唠叨这个问题，而是从我国出版业的客观现实和中国出版业改革的主观愿望出发，我们已经无法回避这个话题了。

出版专业分工尽管历来是一个三令五申不得跨越的雷池，然而，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各个出版社的掌门人为了自己的生存，纷纷使尽浑身解数，大打擦边球，挤入那些能立见功效的利润丰厚的出版领域。请看下面这组数字：我国图书市场2001年大中小学教材和文化教育类图书销售131.76亿册、665.6亿元 ，占全国图书发行总销售量的84.3%、72.3%，全国有528家出版社参与了教辅类图书的出版，其中动销品种超过1000种的出版社有8家，500——1000种的有24家，100——500种的有125家，2001年教辅图书零售市场动销品种达到66721种，当年新出13301种，而2002年1——7月又有近10000种新教辅图书上市。显然，教材教辅类图书是我国绝大多数出版社赖以生存的“摇钱树”，据统计，2001年出版以“海淀”命名的教辅书的有55家社1096种，以“黄岗”命名的有28家498种，以“能力”命名的有175家2155种，以“名师”命名的有118家1176种，以“素质”命名的有140家1508种。够了，现实告诉我们，出版专业分工实际上已为我们出版社聪明的掌门人所打破。而从出版业改革的主观愿望出发，在目前的环境下，有限放开出版专业分工，对于我们的出版改革只有益处。由于历史的原因，我们的出版社长期依靠政策吃饭，在计划经济的金丝笼子中过着悠闲的日子，忘记了“适者生存”这一进化论的天条，尤其是那些在专业分工中得尽天时地利的出版社更是理所应当地躺在政策的躯体上不思进取，只是把眼睛盯在有谁侵入到自己的领地中来。打破专业分工，把那些金丝鸟从笼子中赶出来，让他们尽早学会觅食的本事，对于他们来说，应该是一件具有长远意义的好事。

众多的出版社的掌门人所要求的放开专业分工，不外乎是冲着教材教辅来的，专业分工说到底关键在于教材教辅类图书的去向。笔者认为，在目前出版社仍然实行审批制的时期恰恰可以对专业分工作一些调整，有限的放开，让现有的500多家出版社在市场竞争中去经历一番洗礼，一方面锻炼自己求生存的能力，一方面在竞争中让各社去寻求形成自己特色的道路。当然也许有少数出版社将无法维持下去，这也并无不好，小河小溪中尚且求生不能，何谈到汪洋大海中去“搏击”，优胜劣汰永远是市场竞争机制的准则。这种专业分工有限的放开关键在于切除两块，一是将教材教辅剥离出来，指定专业出版社出版，其他出版社均不得染指，既有利于管理也有利于优化图书结构；二是政策法规等政府部门指定必备的读物，同样有指定的专业出版社出版。而这两类专业出版社实行的是真正的事业单位性质管理，他们的利润率和利润将由国家进行调控。如果将这两类选题剥离出来后，其他不再划分专业分工范围，相信有见识的业内人士决计不会不顾本社的实际状况滥出各类图书，就像外研社不会去出武侠小说、财经出版社不会去出古代作家文集一样。因为选题特色的形成是需要积累的，这里有作者队伍、编辑力量、社的出版特色和图书结构以及营销方略等方面的积累，决不可能一蹴而就的。笔者认为，这样有限放开专业分工范围，不仅有利于提升出版社参与竞争的能力，有利于教育改革“减负”政策的推进，而且书号管理改革后可能出现的平庸书比例上升、重复出版更烈的现象有望得到真正意义上的遏制。

                                       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