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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亲在世时，最遗憾的事情，是当年把那么多邻里乡亲带出去，却没有把他们带回来。

在第一次入缅作战期间，对于中国部队来说，真正称得上全胜的，只有仁安羌战役。1942年4月中旬，被日军围困于仁安羌的英军向中国部队发出支援请求，新38师113团受命前往。

湖南老兵黎模达曾参与了那场战役，因为战斗激烈，时为少尉文书的黎模达也不得不拿起武器。他清楚记得，进攻那天仁安羌天气不好，雾蒙蒙一片，先头部队趁此将日军的岗哨拿下。真正发起进攻时，大家只知道端着枪往前冲，已经顾不得枪林弹雨。

此役解救出被日军围困的7000多名英缅军及随军记者、传教士等。

在被中国远征军解救的英军中，有一位名叫菲士廷的团长，后来在上个世纪50年代出任英军驻香港三军司令。他多方打听当年的救命恩人，还曾被假冒者骗了很多钱财。该乌龙事件引起香港社会极大关注，媒体顺着线索，找到在台湾的原113团团长刘放吾，才发现他为了养家，蹬着三轮车卖煤球。

后来定居美国的刘放吾的儿子刘伟民告诉我，父亲生活木讷、不善言谈，很少在子女面前提到仁安羌的岁月。但有一件事情让他印象深刻。

有一天，父亲看完有关二战的著名电影《最长的一日》，回家后独自闷坐在屋里。他探头去问，发现父亲眼里闪着泪光，长长叹了一口气。刘伟民说，那时他才觉察，父亲内心深埋着很多的委屈。后来，他才开始详细了解仁安羌战役。

1992年，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访问美国，时值仁安羌大捷50周年，撒切尔拜访了坐在轮椅上的刘放吾。撒切尔说，她代表英国政府与人民对刘放吾表示深深的感谢与敬佩。刘放吾则表示：我是军人，打仗是我的职责。

在刘伟民等人的努力下，台湾“国防部”也重新制作模具，为刘放吾补发了陆海空军甲种一等奖章。

刘放吾将军在94岁的高龄，终于等来了这份迟到了整整半个世纪的荣誉。两年后，刘放吾在美国去世。

2012年9月，仁安羌战役中被解救的英军中唯一的幸存者费茨派垂克，专程从英国飞抵华盛顿，向刘放吾的后人当面致谢。那次，他还给刘伟民带去了两页珍贵的文件，描述了他亲眼目睹的1942年4月19日下午那场战役的场景：“中国军队开始出现伤亡，维克多·斯蒂文斯和我在石头建筑境内搭建了一个救护站，尽我等所能处理和包扎战士的伤口，很多人的胳膊、腿和身体上都是枪眼。我不会说中文，中国人也不会说英语。维克多·斯蒂文斯将床单撕开，为中国士兵包扎。尽管当时我只有22岁，但中国士兵的面庞看起来就像上等瓷器一样精致，我感觉他们还要更加年轻。”

已经93岁高龄的费茨派垂克的这一举动，让刘伟民感慨颇多，在中国人已经忘记这段历史的时候，这位时至暮年的英国人仍然满怀感恩之心。身为指挥此次战役的将军之后，刘伟民下定决心，要在缅甸仁安羌修建一座纪念碑。他说，父亲在世时，最遗憾的事情，是当年把那么多邻里乡亲带出去，却没有把他们带回来。仁安羌一役，113团有202名官兵埋骨异域。

2013年1月13日，仁安羌大捷纪念碑落成。碑塔坐南朝北，面向祖国。纪念碑基座下，埋了一枚军用指北针，可以为那些亡灵，指明回家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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