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标题）回到北京，总感觉自己是一个外地人

 

　　不用去上班，每月月初的时候，都有800多块钱的工资打到于广云的银行卡上。在当地，有一份固定的收入是令人很羡慕的事情。不过，知足的于广云偶尔也有失落的时候，失落来自于和北京的反差。2006年初，于广云带着老婆回北京探亲，走出北京火车站，伫立在绵延宽阔的高架桥下，于广云感慨万千，37年前，他从这里搭上西去的火车，去寻找他的精神家园。37年后，当把青春都奉献给了那片红色土地的于广云再次回到自己的家乡时，他发现，自己早已被遗弃了。
　　在当年一同插队的一位知青家里，于广云问他住的那套70多个平方米的房子多少钱，对方说80万，于广云很快算出，那需要他1000个月的工资。而如果在黄陵，那样的房子八万块钱都不值。“北京是飞奔的汽车，而我们是架子车，架子车跟着汽车跑，非得散架了不可。”于广云说。　　
　　几乎所有的留守知青都有同样的感受。
　　来自北京市朝阳区农光里的陈志曾在知青大返城的年代调回北京，插队期间，他与当地女子樊中亚谈了三年恋爱后结婚，育有两个相差10岁的孩子。返京时，他也曾想过离婚，但因孩子的牵挂未能横下心来。两地分居几年后，妻子的户口终究未能进京，陈志又于1986年底返回黄陵，夫妻双双成为黄陵县建筑公司的职工，妻子作普工，陈志操持泥瓦手艺。
　　促使陈志重回陕北的另一个原因，是北京的变化让他无所适从。离家时，大家住得都是四合院，一出门，大婶大妈地叫，而现在，四合院拆光了，全部住进了高楼大厦，家家装了防盗门，邻居之间互不相识。一件尴尬的事情让陈志至生难忘，他去找一位当年的朋友，进了电梯，但不知道怎么用，正在束手无策的时候，来了一位保安，保安用狐疑的眼光看着他，像审问小偷一样问他从哪里来？找谁？陈志被激怒了，他对保安说，我就是地地道道的北京人，我当北京人时你还没出生呢？而保安用轻蔑的语气对他说，你还是北京人呢，看你的北京话说得寒碜的，骗谁呢？满脸涨红的陈志一时无语。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陈志的乡音已经早已被陕北浓郁的边塞文化所融合，北京话中夹杂着陕西方言的词句，这几乎已经成为插队陕北的北京知青一个最明显的标志。
　　另一件事情同样让陈志很是尴尬，有一次到黄陵县的一个集贸市场买菜，卖菜的挖苦他，你个陕北老汉洋腔（普通话）还撇得一个劲。陈志解释说，我就是北京人，北京知青。对方赶快向他道歉，原来是北京学生。
　　回到北京，总感觉自己是一个外地人，而在陕北，自己又属于一个游离于当地风情的特殊群体。已经57岁的陈志，总感觉自己的生命就像不盖被子躺在陕北的热炕上，脊背底下烙得发烫，而另一面的肚皮还是凉嗖嗖的。
　　和众多留守知青不同的是，高玉珍在生前已经不会说北京话了，她选择了遗忘和放弃，而正是此，让她少了那份揪心的痛楚和悲伤，她的后半生也因此平静而又知足。彻底放弃那个叶落归根的梦想，还是在越来越渺茫的困境中坚守，对于留守陕北的北京知青来说，都需要十足的勇气。
　　1994年，陈志夫妻所在的建筑公司倒闭，为了生计，陈志背起工匠包四处找活干，妻子则沿街叫卖冰棍。这样的日子过了整整四年，到1998年，一家人得到国家的困难补助，生活从此相对稳定。2005年，因公路扩建，陈志原有的房屋要拆迁，拆迁队强令他立即搬走，陈志找到县里的领导，说他是知青，希望能为他解决住房的问题。在领导的过问下，终于在县城里为他找了两孔废弃的窑洞，院子里堆满了垃圾。经过当过瓦工的陈志一番拾掇，窑洞焕然一新。原来堆放垃圾的院子里种上了花草，多数是牵牛花，枝蔓随着搭建的竹杆恣意孤行，这种平民化的植物，无论在都市抑或乡间小院，如今都已难觅芳踪了。
　　让其它知青羡慕的是，陈志在近几年每年都会回一次北京。他的大儿子大学毕业后留京工作，已升任一家电脑公司的副经理，并且有了北京市户口。他回北京就住在大儿子家，这让他感到理直气壮，也找到一些北京人的感觉。陈志的小儿子高中毕业后，也被陈志送到北京当了保安，也想尽办法，希望能给他办成北京市户口。因为这样的话，他的孙子出生后，就会是北京户口，是一个真正的北京人。
　　“父母不在了，就没有根了。所以，我们这一批人都想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北京去工作，重新扎根。等我们走不动的时候，可以到孩子家里养老。”陈志说。根，这是一个让每一个流落异乡的中国人时常都会感到眼热的字眼。
　　陈志有两大爱好，抽烟和喝酒。家里的茶机上，摆满了各种品牌的香烟，打开盒子一看，里面竟全是用旧书纸手卷的旱烟。陈志的酒量大得吓人，几年前，他几乎每天要喝一瓶一斤装的白酒，酒是最便宜的一种粮食酒，每瓶只有几块钱。这几年，在大家的劝说下，加之年龄不饶人，陈志每天只喝三两左右的酒。只要不出门，酒杯就会始终伴其左右。陈志称，自己喝酒是从北京再次返回陕北后学会的，那时候心里很憋闷，没想喝上了瘾，自此无酒不欢。每次回北京，当年的知青来看他时，也都是喝酒，喝到微醉时，总会有人不适时宜地问他，怎么不想着调回北京。红着脸的陈志扯开嗓门说，谁不想回来，谁不想叶落归根，但是我没有能力回来呀？
　　这句话让其它在坐的知青唏嘘不已，顿时有人嗷嗷大哭、泪流满面。
　　绝大多数留守知青，都会想尽千方百计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北京工作，让那个断了的根系重新植入家乡的泥土里。来自北京市朝阳区白家庄的钟振远，把大儿子送到北京打工，他也希望正在上大学的二女儿毕业后能到北京找到工作。钟振远的最大愿望就是孩子将来都会有出息，有出息的重要标志，就是能在北京这个大城市里站稳脚跟。在寻根路上，他还准备了另外一种更为悲壮的方式，他打算在进入暮年之时，在北京郊区的通县租个民房住，他有一个兄弟在公交公司，可以给他办一搞一张乘车证，可以让他方便地进北京城。在北京租房住的目的只有一个：离火葬场近一些。
　　来插队时，钟振远仅仅只有14岁。做了两个孩子的父亲之后，钟振远才渐渐明白，自己当年来插队纯粹是因为和家里人怄气，那时他正处在一个叛逆的年龄。自己就像一粒种子，一阵突然而至的大风，将他席卷到了陕北这片贫瘠的土地，一晃近四十年。1980年，婚后不久的钟振远在开山修路时，一枚雷管在他的手里爆炸，整个右手从手腕部被炸掉，从此被大家戏称为“一把手”。
　　2003年，钟振远退休，退休后又被原单位返聘，替单位烧锅炉。钟振远的父母仍然健在，两年前他回过一次北京看望二老，但他发现，他和小时候情同手足兄弟已经有了隔阂。此次北京之行让他终于明白了，北京只是他心中的故乡，而他真正的家还是在这片黄土高坡。之后不久，钟振远拿出多年的积蓄，在县城附近的村子里盖了两间平板房，养了一只小巧的京叭狗。
　　接受了三十多年再教育的钟振远，至今没有学会做农活。妻子经常笑话他的一件事是当年插队时“把麦苗当韭菜”。插队时，生产队分给的都是毛粮，钟振远不会用磨面的碾子，就经常煮玉米豆、麦粒吃。回想过去，钟振远感受最深的一句话是：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53岁的钟振远对自己的生活比较满意，他觉得，人这一生，混得再顺心，也没有满足的时候。家里来了人，只要谈到当年插队的生活，钟振远就会翻箱倒柜找出一枚北京市政府发给他的纪念章，纪念章正面是中国地图，上面写着八个字：献给光荣的北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