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历史时期的学者对自然地理环境对文明的影响的主要论述表明，地理环境与文明的产生、发展和衰亡有着密切的关联,它是文明赖以产生和发展的客观条件。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创立了环境地理学
，认为地理环境既是人类生存的物质环境
，又是制约社会存在、影响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从而把地理环境纳入人类历史的考察范围之内。
文艺复兴时期的法国历史学家让·博丹，全部从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来考察世界历史的进程。他把世界历史的进程划分为三阶段，即“东南民族占优势的阶段
；其次是希腊罗马居统治地位的阶段；最后是北方民族领先的阶段”
启蒙运动时期的孟德斯鸠是地理环境决定论者。较为系统地阐述地理环境对民族性格、法律体系等综合影响。孟德斯鸠在其代表作《论法的精神》一书中论述了人因气候的不同而导致性格方面的差异。他说：炎热国家的人民，就像老头子一样怯懦；寒冷国家的人民，则像青年人一样勇敢。热带地区的
人民比较容易忍受奴役，而寒带地区的人则更偏爱自由。此外，孟德斯鸠还从反面辩证地论述了地理环境对人类的刺激和砥砺作用。他说：“土地贫瘠，使人勤奋、俭朴、耐劳、勇敢和适宜于战争；土地所不给与的东西，他们不得不以人力去获得。土地膏腴使人因生活宽裕而柔弱、怠惰、贪生
怕死”
。
德国近代哲学家黑格尔在他的《历史哲学》中说
“有好些自然环境
，必须永远排除在世界历史民族的地盘，历史的真正舞台是温带，当然是北温带”。对于地理环境的作用，他认为
“我们不应该把自然界估量的太高或者太低：
爱奥尼亚明媚的天空固然有助于荷马诗的优美，但是这个明媚的天空绝不能单独产生荷马，而且事实上，它也并没有产生其他的荷马。在土耳其的统治下，就没出过诗人”
。
年鉴学派的集大成者布罗代尔发展和完善了历史地理学，强调地理环境对人类活动的极大限制作用，并把生态环境作为人类社会的一个系统引入历史研究领域。但他同时反对地理环境决定论，认为人类生存发展的过程就是摆脱自然控制的过程。
二十世纪英国著名史学家汤因比认为“文明的起源不是生物因素或地理环境单独发生作用的结果”，文明是“一种遭遇的结果，”是“交互作用的产物”，是在人类与自然环境的“挑战”和“应战”中诞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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