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陆俊堕落看中国足球裁判圈的黑

　　“他吹的真不是哨，而是钞票”，这是国内一家知名体育媒体对“中国第一足球裁判”陆俊的评价。日前，中国足球协会新任“掌门”韦迪确认了这样一条消息“陆俊已经与黄俊杰、周伟新等裁判被公安部‘扫黑反赌小组’带走。”由此，陆俊的真实面目被一层层揭开——他是受人敬仰的大学教师、国内足球裁判界的“泰斗”、中国足坛“金哨”、亚洲足球裁判委员会的高官、知名电视解说嘉宾。而与此同时，陆俊也凭借这些身份，操纵比赛、中饱私囊。据央视披露，陆俊吹罚一场联赛的“黑金”高达40万元；他还利用自己的关系网，排除异己，在业内骄横跋扈。
　　“陆俊业务能力没问题，称得上是‘金哨’，就是人品太差了。”足协掌门人韦迪在评价陆俊时这样说。据知情人士透露，陆俊对金钱看得很重。他写博客，担任电视解说嘉宾，都会对主办单位索要高额的费用。和其他裁判相比，陆俊的物质生活显然是很富有的。他当裁判时的薪水并不高，最初只有几百元，后来也不过一场1500元。但他却有能力开外贸公司，座驾也是两辆宝马豪华轿车（宝马5系和7系）。还有消息称，陆俊拥有上千万的家产，都是“吹黑哨”的积累。
    据内部资深足球人士透露，中国裁判出问题最严重的时期集中在1994年到2001年。按照一位老足球记者的说法，这是黑哨时期，2001年之后是赌球时期。
　　1994年足球职业化开始，“有了联赛，就有升降级，高级别的赛事能获得电视转播和更多关注，就能吸引更多广告商和赞助商，因此有时候，一两场比赛能关系到一个俱乐部的命运。”
　　“清水衙门”的中国足球裁委会于是摇身一变，成为中国足协旗下“油水”最足的分支机构之一。张健强1995年接任秘书长后，首创了“派遣费”，这一名目下，裁判在各地执法的开销被摊派到各地方足协身上。“可以说，地方足协和俱乐部由此普遍地意识到了，他们有理由为裁判埋单。”一名知情者道出了自己的观点。由于作用突出，裁判“开销”的行情见涨。至1995赛季，裁判收俱乐部红包成为普遍现象，一名足协中层曾利用私交先后向6家俱乐部打听，答案是6个城市共11个主场，全部比赛都需要向裁判上贡，红包少则5000元，高则上万元。“所有的俱乐部都说，他们送红包，只是想在自己的主场要个公平。”裁委会划归新成立的技术部之后，张健强迎来了第二个顶头上司杨一民，两人迅速打成一片。
　　“1995赛季那点钱算少的，到了1998、1999赛季，碰到关键场次的比赛，一场球就得给裁判送几十万元！”知情者称，也是在张健强时期，业余裁判们开始意识到兼职的高回报，为了得到这一受贿且无人监管的机会，他们开始向地方足协和中国足协的裁委会要员行贿，以获取执法职业联赛和国际赛事的资格。除了受到裁判员的追捧，裁委会也是俱乐部重要的行贿对象。“派遣费”最初是1000多元，通常由中间人或裁判员转交裁委会，俱乐部适量地放大数目后，就能起到“信息费”的作用，以换取裁委会选派哪名裁判执法自己比赛的信息。
　　从派遣费到红包，裁判的待遇越来越好，没过两年，几乎所有俱乐部都会在联赛开始前就锁定目标，一次性付一个大数目给裁判，联赛进行期间的单场红包也照给。1998赛季起，裁判费用成为俱乐部季前预算的组成部分，那一年的“裁判招待费”一场5万元，一个赛季就是55万元。
　　据悉，在国外，为了防止出现黑哨和官哨，国际足联有严格的财产申报制度，每年裁判员需主动向当地税务或者司法部门申报一次，申报结果在10月30日之前交给足协，这就具备了法律效力。如果裁判出现无法交代来源的财产并因此触犯了法律，所在国足协需要向国际足联通报，国际足联公开除名。
　　俱乐部向裁判员上贡、裁判员给裁判委员会上贡，裁判一边应付上面意图一边与下面勾兑，裁判真正的意义和比赛的公平就这样被慢慢消解。在这条利益链上，裁委会集决策、执行、监督的权力于一身，更可怕的是，他们由此攫取了比赛胜负的决定权，并在中国各级足球联赛中反复滥用。
　　据知情者透露，南勇曾经想控制裁判的委派权，但是张健强不让。后来，无论是南勇还是杨一民成为他的顶头上司，为了各自的利益，相互之间的关系都非常不好。
　　足协对于主管裁判人员的选拔向来剑拔弩张。在谁主管裁判以及谁来具体负责裁判的问题上，数次闹得不可开交，夸张的时候差点拳脚相向。南勇在2009年1月19日上台后，曾经想改革裁判的管理，成立“裁判部”，委派“自己人”担任裁判部的主任，但最终，在南勇“失踪”之前，“裁判部”仍未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