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三国人物看“虚伪”

时下，谈到三国人物，但说“虚伪”，人们便会不约而同想到刘备。像一些歇后语：刘备摔孩子——收买人心；刘备的江山——哭来的……这些说法早已有之，还不属于新思维。最时髦的说法，则是伴着社会上颠覆传统历史观的一波一波翻案风刮起的；譬如把秦始皇、曹操等传统暴君、奸雄形象称之为英雄，甚至成为很多年轻人崇拜的偶像。与曹操“宁使我负天下，而不教天下人负我”的“真诚”形成鲜明对照的刘备，其口口声声“忠君爱民”的言行无疑就成为一些新生代眼中“虚伪”的典型。综观80后、90后乃至00后，喜欢刘备者凤毛麟角，试想若还有谁仍像千百年来人们读三国、听三国时再说喜欢刘备，甚至会引发群起嘲笑。

一、三足鼎立的形成是因各占天时地利人和吗？

毛宗岗批《三国》，认为三国鼎立局面的形成，曹操占天时，孙权占地利，刘备占人和。窃以为也不尽然。

先说曹操。汉末混乱的政治格局，确实给曹操提供了一次次施展抱负的机遇，也使他在一次次关键时刻得到利益。曹操虽占尽了“天时”，却也未必没有“地利”与“人和”。地利就是他在天子脚下，得以“挟天子以令诸侯”；而“挟天子以令诸侯”在那个年代也未尝不是人和的一个方面，再有就是他的任人唯贤及礼贤下士也体现了人和的另一个方面。只是当时的一些利益集团，利用人们传统的忠君思想（当然其中也不乏真正的忠臣），打着“清君侧”的旗号，才将其列入“汉贼”系列。

再说孙权。孙权所处的江东自古就是鱼米之乡，又有长江作为天然屏障，堪称地利。然而，若其缺乏韬略、决策不当，这种地利也会失去优势。与之形成对比的譬如刘表，占据荆襄，与孙权所处地理位置相似，却无所作为。孙权虽有“地利”，也未必没有“天时”与“人和”。赤壁之战以少胜多就是占了天时，否则那时畏于曹操的大兵压境，也就降曹了。孙权的大胆启用新人和降将，且用人不疑，虚心采纳真知灼见，起码也体现了人和；更何况他尽量避免战争，对魏、蜀屡次欲降欲和，也是为了生灵少受涂炭。

最后说刘备。刘备与曹操、孙权不同，表面上看他既无天时，也无地利，只有人和，其实不然。诸如陶谦让徐州、刘表让荆州等，都是他的天时，却一次次被他放弃了。他虽也急于寻找一个立足之地，但囿于其正统思想，耻于被人“陷我于不义耶！”终失去一次次的“天时”。至于后来遵照诸葛亮的战略规划，百般纠结地拿下西川，其实在占了人和的前提下，也算占了一定天时与地利。

再说，注重人和也不等于虚伪。虚伪是以假话谎话来掩饰真心私心，并藉此达到个人不可告人之目的；可刘备的人和即使算是“虚伪”，其实也并未给他带来多少实惠。他的人和，既不同于当时曹操、孙权的人和，也不同于两千多年后毛泽东的人和。毛泽东的“打土豪分田地”，孤立或打到少数人（阶级敌人），损有余以补不足，目的是为了让众多穷苦老百姓得到实惠，从而踊跃上前线拼死去打“穷人自己”的天下；毛泽东的“人民战争”思想，民兵，兵即是民，民即是兵，是为了让敌人分不清，无从下手，从而“淹没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中”。反观刘备的“爱民”，无论曹操还是孙权都做不到；诸如携民过江，强弱贫富均无所遗弃，在后有追兵的情况下，那些老弱病残日行仅十里，对于他只是沉重负担而已。虽然得民心，但也带来灾难性后果。

二、曹操、孙权、刘备三人到底谁虚伪？

曹操、孙权、刘备的共同点，就是都有政治抱负，且都善于识人、用人，都有人和的策略。但对曹操、孙权，少有人评价其虚伪；而对刘备，却大多认为其虚伪。

评价曹操，过去大多认为其是个真小人，现在则大多认为其是个真英雄。其实，曹操有时表现得很君子，有时则表现得很小人；只是视对象不同，所采取的态度也不同。对可能妨害自己的人，无论他是谁，也不留后患，譬如其父故旧吕伯奢；对自己真心喜欢的人，无论他能否最终为己所用，也给予尽可能的礼遇，即使失去后想杀他，也要假他人之手，譬如关公；对真心效忠自己的人，则也会动真感情，譬如典韦、许褚、张辽等；对那些自以为是、多嘴多舌、影响自己权威，虽有才却有没有太大用处的人，则弃之如敝屣，譬如杨修、许攸等；对降将也是有的杀，有的留，有的闲置，有的重用，只决定于其人对自己的利弊。综上所述，曹操不虚伪吗？

对孙权，人们评价较少，这里也无需多说。若就事论事，读过三国的人都知道，很多时候他不是也很虚伪吗？

其实，每个人都有虚伪一面，关键是看大节，看关键时刻；所谓虚伪，有时也是策略。

评价刘备，过去大多认为其是个明君，现在则大多认为其假仁假义，是个伪君子。如果说这种评价也有道理的话，只因每个人的价值观不同，对事情的看法也不同。

综观刘备，他叫玄德，所遗留下来的典范亦是仁德，后世拥刘也是为了“拥德”。他不在位时很侠义，在位时很仁慈，这样的人古往今来都应该很难得。

对于刘备来说，为匡扶汉室，在用人方面，囿于其“忠义”思想，要得人心、得忠义之士，他才远不及曹操、孙权那般谋士成群，兵多将广；只因非忠义之士，即使心仪于己，他也不欢迎。譬如魏延，主动为其献关（荆州，本是他一直看好的立足之地），他却置之不理；后来虽然用了魏延，也只是对其利用而已，远不如对五虎上将之信任。

在致力于以荆州为根据地方面，囿于其“忠义”思想，他也坚持必须“师出有名”。先是刘表让荆州，刘备不允；后是刘表之子刘琮降曹，他又不采纳部下意见借机取荆州（尽管诸葛亮劝说，刘琮既降曹，此时取荆州也相当于取自曹操手中），只因“同是汉室宗亲”（他认为此时取荆州依然会说不清道不明）。后来之所以赖在那里不走，并弄成“借荆州”：一是让曹操先取荆州而自己后取之，就名正言顺了；二是因为利用了周瑜的变相相助，才托故相借。这样，荆州不仅不是取自同宗兄弟之手，只是取自外氏（曹）之手，而且也只是赖外氏（孙）之账而已。换句话说，刘备的“忠义”只体现在原则问题上（匡扶汉室，亦即刘氏宗族），并非对任何人都如此；其实，战场上兵不厌诈，这也无可厚非。

试想，诸葛亮何许人也？刘备若果真虚伪，会瞒得住他吗？他会为之出山，并为之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吗？

刘备一生活得很累，累在既要实现抱负，又追求忠信仁义等形式上，直到死也是为了兄弟之义（为关公报仇）。曹操一生活得很累，却不是累在追求这些形式上，而是累在多疑，累在实现抱负的内容和效果上，直到死也是因为多疑（怀疑华佗加害）。

明君也好，伪君子也罢，刘备所能做到的，试问嘲笑其虚伪者有几人能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若自己都做不到的事，却指责人家，这无疑有失公允吧？何必苛求古人？何必求全责备？现代各级领导人或老板，即使是出于私心，即使是假仁假义，若能像刘备那样爱惜人才，若能像刘备那样让自己的百姓或下属工作得愉快并得到实惠，所谓的“虚伪”又何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