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什么质疑“南玲北梅”

                                   ——不是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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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文章《自编自演之“南玲北梅”》于《上海书评》连载两期（2014,511；5,18）后，很快该报于6月8日刊出了陈言博士的文章《也说“南玲北梅”》，开头便说“近读谢其章刊于《上海书评》的文章《自编自演之“南玲北梅”》（5月11日、18日），略感气闷。尽管面对这位博学多才的藏书家试图提出质疑，我稍显底气不足，但还是希望凭借这几年的研究积累，为观察梅娘乃至沦陷区文学提供一个较为客观、温和的视角。”我当然知道“藏书家”的名号是陈言从网络上搜来的。我的博客和微博均冠名“藏书家谢其章”，我还不至于蠢到自己封自己为“藏书家”，那是2006年博客的管理者为我加的头衔，理由是“吸引眼球”。这个头衔所带来的负面作用我在“开博的话”里早早预见到了。所以陈言博士再多封我一个“博学多才”，我一点儿也不奇怪。我所奇怪的是，“略感气闷”“底气不足”的陈言又将此文投给了《中华读书报》（《“南玲北梅”之我见——兼回应谢其章之观点》），观点还是原来的那几个观点，材料还是原来的那几个材料，无非是篇幅涨出了许多，语气更显气闷，惟有逻辑混乱如故。

一

陈言说：“我还想说的是：尽管‘南玲北梅’一说的出身、来历颇为可疑，但是一味地反对，未免简略疏失。即便此说沦陷时期不存在，但是现代人反观和叙述历史，鉴于两人在南北沦陷区的地位、出身、经历和写作风格，将其并置论述，以廓清沦陷时期不同地域女性创作的特质，我以为‘南玲北梅’一说有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我想说的是，我与陈言在怀疑“南玲北梅”的来历上，没有分歧。可是当我将怀疑的对象明确的指向梅娘时，陈博士坐不住了，她当然不愿意看到她下大力气进行学术研究的梅娘，竟然一手炮制了“南玲北梅”这个伪话题，而且极其热衷地“自编自演”二十年。陈言说的“谢文的影响之大、流弊之广。”我想，配得上这八个字的该是梅娘研制的“南玲北梅”罢。

 为了维护自己的学术研究对象的形象，陈某居然说出这样的话：“ 然而在媒体上，“南玲北梅”之说则呈愈演愈烈的态势，竟至发展到人身攻击。其中用力最勤的，莫过于谢其章。”我什么时候“人身攻击”过梅娘？我对梅娘一直是敬重的，如果说有一点不同意见的话，也仅限于“南玲北梅”这个谎言。十几年前我与赵龙江兄拜访梅娘，我带去了全套的周作人主编的《艺文杂志》，上面有多篇北平沦陷时期梅娘的作品。梅娘把杂志拿到里屋，写了两句话“谢谢你替我们保存旧作”；“我们历经坎坷，渴望理解”。临别之时，我看到冰箱门上贴的剪纸很好看，便夸了一句，梅娘马上转身进屋拿出一沓剪纸送给我。这沓剪纸至今我还珍藏着。我在网络上花高价竟拍梅娘的旧版书《鱼》，还为了争抢梅娘的旧版书《蟹》差点与书友翻了脸。可以这么说，“吾爱梅娘，吾更爱真相。”本来这句话应由陈言等学术人士们喊出来的，现在让我这个业余的史料考据爱好者抢先喊了，不胜啼笑皆非。

二，

陈言不断用“学术”及“学术规范”的标准来要求我这么个学术界门外汉；反复强调“南玲北梅”的现实意义以掩饰历史真相。我却从中看出了她行文“剪不断，理还乱”的逻辑混乱及概念混淆的语文水平。沦陷时期有没有过读者推选“南玲北梅”这回事，与当代学界将“南玲北梅”作为学术课题，完全是两码子事。拙文《当年就没有“南玲北梅”这回事》，早已明确地表明我只追究“当年”。陈言的同事张泉教授采取实证的学术方法：“作为最早的一批华北沦陷区文学研究者，我曾将几十种刊物从头到尾一页一页翻过，未发现“南玲北梅“的说法。”，而我将上海沦陷时期所出几十种文艺刊物从头到尾一页一页翻过，也未发现“南玲北梅”的说法。张教授利用的是社科院丰饶的公藏，而我使用的是从自家生活费里省俭的钱购买的旧杂志，得到的却是陈言两样的态度，“气闷”的似乎该是我啊。

  陈言说：“笔者近期刚刚完成《梅娘研究资料目录索引》的整理工作，据统计，在目前26篇专论梅娘的硕士论文中，有4篇直接以“南玲北梅”为题；在近200篇评论及学术文章中，以“南玲北梅”为题进行论述的近20篇左右”。我想说，这种事情适宜比较数量的多寡么？就算是有一万篇的论文，能与“出身与来历都颇为可疑”的“南玲北梅”进行置换么？这么多论文只能说明我们的沦陷区文学研究者“图省事”与“趁现成”。连“南玲北梅”的真相都不愿意搞清楚而且对于质疑“南玲北梅”的我们横挡竖拦，所谓学术精神，倒是你们应该严肃对待且亟须整改。忍不住举个小例，陈言说“’南玲北梅’之说初次见诸文字的，是陈放的《一个女作家的一生》（载《追求》1987年第4期）”。此处的“1987年第4期”一直被张泉说成“1987年3期”，众多论家都沿用至今，我是第一个纠正的。陈言若不是看了我的文章恐怕也还是沿袭“1987年3期”罢。事虽微小，但是说明我是查了原始材料的，我是认真的。张泉说“1987年3期”，也是有语病的，少了个“第”。追求“宏大叙事”，轻蔑“唾手可得的材料”，也许是我们学术界的通病，也许是沦陷区文学研究的短板。我说过“南玲北梅”越来越像一块试金石，却没有想过，首先考试不及格的却是学界的前沿人物。

三   

 陈言称：“ 而上海沦陷时期著名作家柯灵与幼年有过沦陷区生活经验的诗人邵燕祥均认可‘南玲北梅’一说。······另据‘崔永元口述历史研究中心’的张均于2014年5月7日《再见梅娘》《梅娘怀人与纪事》新书出版座谈会上披露：诗人邵燕祥在接受他的采访时说，梅娘的作品对他的影响很大，他小时候曾有依循‘南玲北梅’一说去寻找她们作品的经历。”

陈言拿这一老一幼来作宏扬“南玲北梅”合理性的论据，本来是不值一驳的，不巧的是，我刚刚在2014年6月20日的《文汇读书周报》上读到邵燕祥的文章《面对<路翎全集>的杂感》，里面有这样一段话：“张爱玲写秋天‘清如水，明如镜’这句话在1944年9月。她最好的创作季节，也只不过是1943至1945那两三年吧。当时在上海有她，在大后方的四川有路翎，在沦陷区的古城北平有袁犀即李克异，年纪相仿，都以中长篇显露了自己的才华。这三位最有希望成为大家的二十多岁的小说家，不久都因各各不同的政治原因搁笔，该说是十分可惜的。这三个被遗忘了的中国四十年代的小说家，其实是很值得研究一下的；至少在鸟瞰那一时期中国文学的人，不该对他们视而不见。······把这三位现代小说史上的名家相提并论是否恰当，学者们可以研究。”

邵燕祥的“相提并论”里并没有陈言所期盼的“南玲北梅”呀。我当然以邵燕祥现在说的话为准，而不会去相信什么“幼年有过沦陷区生活经验的诗人邵燕祥均认可‘南玲北梅’一说。”我虽然没有受过学术训练，但是自信在写文章上比之陈言高明得多。说句小气的话，一位在北方沦陷时期度过青年时代的德高望重的前辈看了拙文《自编自演之“南玲北梅”》，第一句便是“酣畅淋漓”，我说有人质疑那张照片不能说明梅娘在领奖，前辈说，不是领奖旁边那几个人在看什么呢？要实事求是嘛。

四

陈言称：“谢先生还从网上搜到陈放的生平及创作，以此证明写过电影文学剧本的陈放跟柳青有关联。而他没有搜到的是：陈放原本就职中国农业电影制片厂，与梅娘同事，他们成为忘年好友，根本不需要柳青作介绍人。”我当然没有那么便利的“近水楼台先得月”的条件得知陈放与梅娘原本就是同事，但是我楞是凭着“少得可怜的材料”摸清了陈放与梅娘之间的采访与被采访的关系。而陈言所说陈梅之间且同事且忘年交的深刻关系，不正是坐实了“南玲北梅”的始作俑者非梅娘莫属了么？难不成是陈放？请宽恕我再“轻佻”一回，我真的是边笑边写这篇不是回应的回应，对方不断地往我嘴里送话，想严肃却始终严肃不起来。

五

陈言称：“ 谢文说“我不得不拿出这张梅娘领奖的照片”，又是对当时历史情境的误解。梅娘的确参加了第三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而且小说《蟹》也获得了大东亚文学奖，不过作者贴出的是梅娘出席大东亚文学者大会时的照片，并非领奖的照片。梅娘获奖与她说‘我仍然没有去领奖’是两件事，并不矛盾。她当时是否亲自领奖，目前并没有相关的文字和图片佐证；能够证明的是：她本人没有使用这笔奖金，依据是：《中华周报》曾刊出梅娘委托中华周报社设立‘梅娘氏奖金’的启事，‘以其昨年荣受之奖金二千五百元全部……征求创作短篇小说一篇，以资鼓励短篇小说之创作。’（1945年4月8日）”

如今是“无图无真相”的年代，我却在陈言这里碰上了“有图亦无真相”的怪事。难道陈言没有看见照片旁边的说明“领受文学赏的梅娘女士”么，字虽然小了点儿，但是如果成心“视而不见”的话，神仙也奈何不得。

“没有去领奖”何以设立“梅娘氏奖金”？

对于陈言“她（梅娘）本人没有使用这笔奖金”，（张泉教授以前说过这种话。陈言的很多观点是打张泉那“借”来的）。我不得不调侃，贪官说我贪来的钱捐给灾区了，这种狡辩能改变钱的性质么？

至于陈言所称“马德增书店的大小”，及“ ‘南玲北梅’一说受到质疑的潜在意识，是一些张爱玲研究者或者‘张迷’骨子里认为二者的创作存在明显的高下之别，梅娘根本不配与张爱玲并称。”等等荒诞论说，我是没有力气，也没有兴趣再写下去了。我只想说，步履蹒跚的沦陷时期文学研究，如果陈言博士代表的是最高最新水平的话，前景仍旧堪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