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外的时候，写的一篇文章，记得还在研究生部的学术节上做过一个小小的讲座，其内容被一位小硕士生整理，发表在研究生的报纸上。当时一位听众听后曾自言自语地说：学问原来可以做得如此轻松？是不是学问，包括我自己做的一切，我真的不知道。但这个问题，似乎迟早都要讨论的。记得CCTV的杨锐就曾讨论过这个问题的。

把英语定为中国的第二官方语言？

姜亚军

英语是一门亚洲语言吗？

《英语世界》2001年第11期刊登了澳大利亚教授Andy Kirkpatrick的一篇文章，名为《英语作为一门亚洲语言》（English as an Asian Language）。该文没有注明出处，其实转载自2000年11月23日英国《卫报周刊》（The Guardian Weekly）的“世界英语争论”（Global English Debate）栏目。在承认英语已经是一门“亚洲语言”的前提下，Kirkpatrick告诫亚洲人“不必花大价钱引进英语国家的教师和域外教材”，而“需加大研究本地英语变体的力度”，因为各国政府往往担心英语学习的普及会导致西方文化、西方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的“入侵”，而抵制这些“西化”不良影响的最好办法就是“推广本地类型的英语”（如中国英语，日本英语和韩国英语等）^[1]。

在不惜代价（如环境等）发展经济，以求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中国，该文的发表丝毫没有引起反响，是我意料中的事情。其实，谈论“亚洲英语”，Kirkpatrick并非第一人。1998年，美国伊利诺埃大学著名教授、《世界英语变体》（World Englishes）杂志主编Braj B. Kachru访问香港大学，《香港语言学家》编辑在采访这位英语“多元标准”的倡导者时问道：“你最近在马尼拉和曼谷谈到亚洲英语的问题。英语真的是一门亚洲语言吗？”Kachru回答说，答案是肯定的，因为“英语的亚洲化有一些共同的特征”，这些共同的特征决定了各类亚洲英语在“功能本族性”（functional nativeness）上属于世界英语大家庭的一员^[2]。

澳大利亚《Macquarie词典》编辑委员会比较早地认识到，亚洲各国所使用的英语中特有的词汇具有一定的商业价值，所以该委员会九十年代中期便在东南亚各国举办了名为“英语是一门亚洲语言”（English is an Asian Language）系列研讨会（1996年8月在马尼拉和曼谷，1997年8月在吉隆坡），目的是将具有亚洲各国特色的英语词汇（如anahaw, kalamansi和bananacue 等具有菲律宾特色的英语词汇）收入《Macquarie 词典》，以便为这部权威的澳大利亚英语词典争取亚洲市场，因为从其他方面他们同老牌的英美辞书出版社，如牛津大学出版社和朗文出版集团相比较，根本不具备较量的实力。目前出版的会议论文集有：《英语是一门亚洲语言：菲律宾》（English is an Asian Language: the Philippine Context）、《英语是一门亚洲语言：泰国》（English is an Asian Language: the Thai Context）和《英语是一门亚洲语言：马来西亚》（English is an Asian Language: the Malaysian Context）。

在亚洲，日本人首先认识到亚洲英语的存在，并成立了“日本亚洲英语变体协会”（Japanese Association for Asian Englishes, JAFAE），出版有《亚洲英语变体》（Asian Englishes）杂志，专门讨论英语的全球化和本土化问题。国际英语变体研究协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World Englishes）第二届和第六届年会也分别于1995和1999年在日本的名古屋和筑波召开，1999年会议的主题之一便是“亚洲英语变体”（Asian Varieties of English）。

学者们对亚洲英语的研究和探讨很显然不是“象牙塔”里的无病呻吟。早在上世纪70年代末，学者们就认识到，英语的不断国际化和由此而引起的本土化（nativization）“已导致相当尖锐而且极其重要的问题，应尽快采取措施，进行调查”^[3]。从1980年起，《世界英语》（English World-Wide）、《今日英语》（English Today）和《世界英语变体》三本国际刊物在三家重量级出版社John Benjamins、剑桥大学出版社和Pergamon相继创刊，专门探讨英语的传播及其影响；“英语变体”（Varieties of English）或“英语作为一门国际语言”（English as an International Language）已成为国外不少大学的一门专业课。

那么，在什么意义上讲，亚洲英语是一门“同质”（homogeneous）的英语变体呢？由于历史的原因，英语在印度、新加坡、菲律宾和马来西亚为官方语言之一；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亚洲各国在经济和文化交往上也越来越多地使用英语（如，英语是东南亚国家联盟和亚太经合组织的官方语言），因此，正如Kachru所说的那样，从功能上讲，英语是一门亚洲语言。

如果英语是一门亚洲语言，那么我们就不得不考虑这样一个似乎有点滑稽但又非常实际的问题：英语是一门中国语言或日本语言吗？

日本、韩国关于“把英语作为第二官方语言”的争论

2000年元月18日，日本前首相小渊惠三的个人咨询机构“二十一世纪日本的构想”恳谈会提出报告书。该报告书为确保日本在二十一世纪继续保持科技上的领先和经济上的富裕，对日本未来二十年的发展提出了一系列建议。其中最为关键而大胆的一条是：为确保日本的国际对话能力（global literacy），建议将英语作为日本的“第二官方语言”（second official language）。如果这一建议被采纳，就意味着日本从政府机构、企业、学校到各类民间团体，在各种场合均需同时使用日英两种语言。因此，这一构想刚一出台，不仅在日本国内引起激烈争论，而且和日本近在咫尺、又历来势不两立的竞争对手韩国也立即做出反应，并引发韩国学者和媒体的热烈讨论。元月26日，在新年记者招待会上，便有韩国记者问总统金大中：政府是否计划考虑把英语定为韩国的第二官方语言。金大中回答说，把英语作为第二官方语言需要作认真研究，但不掌握英语，“在国际竞争中就没有立足之地”^[4]。

日本人的这一“惊人”构想，是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最为大胆的战略构想。“如果说明治维新的第一次转向主要是从物用表层上改造日本，使之转向以欧洲为代表的西方并希图‘脱亚入欧’的话，那么未来可能的这一次则将主要是从深层改造日本，使之从思维符号开始到思维方式全面转向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并借鉴达到政治上雄踞世界前列的目标”^[5]。 很显然，日本人想借英语之梯，达到实现自己梦寐以求的政治大国的梦想。

然而谁都知道，政治大国的基础是经济实力。英语跟国家经济实力没有必然联系，以英语为官方语言的众多昔日英殖民地国家（如非洲的尼日利亚等）仍国力羸弱，民生衰敝。可是，相对而言，凡国势兴旺，经济昌隆的国家却普遍以英语为官方语言，或非常重视英语教育。研究语言和经济关系的学者有一个概念叫“语言总产值”（Gross Language Product），即将一个国家的生产总值（GDP）用该国家的总语言数去分配。Graddol (1999) 给出的世界六大语言的GLP为：英语（78,150亿）、日语（42,400亿）、德语（24,550亿）、西班牙语（17,890亿）、法语（15,570亿）、汉语（9,800亿）^[6]。然而，产品依赖的是市场，所以消费者（而不是制造商）的语言因素在衡量语言的国际地位中占有重要地位。由于各个国家都在努力维持进出口平衡，所以衡量语言的国际地位，关键要看某个语言社区国际贸易量的大小，而不是其国内生产总值的多少。这样的话，就有了另外一个概念，“国际贸易语言总产值”。Graddol (1999) 给出的世界六大语言的国际贸易GLP是：英语（23,380亿）、德语（11,960亿）、法语（8,030亿）、汉语（8,030亿）、日语（7,000亿）、西班牙语（6,100亿）^[7]。

Graddol对英语受欢迎的程度给我们作了一个定量分析，尽管这个数字在目前英语不断国际化的情况下只能“仅供参考”，因为国际贸易中非英语本族人之间运用英语的概率已经大大提高（跟非洲做生意的人，有几个能讲斯瓦希里语？），而Graddol的统计数字对此无法进行衡量，但也足以让人感到英语在国际贸易中的分量。作为全球事实上的通用语言，英语已经成为国际交往中约定成俗的“工作语言”；网络信息的80%以上为英语信息。因此，以英语为官方语言或正式语言的国家和地区在国际交往和信息获得上就具有了他人所没有的优越性。《牛津英语词典》（Th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的主编Burchfield就曾把不懂英语对现代人的影响比作贫穷和疾病对人生的摧残^[8]。这一点，以外向型经济为支撑、把国际市场视为生命线的日本比我们要清楚得多。日本原经济计划厅长官寺泽芳男便有一本书，名为《不懂英语国家将亡》。日本企业界也纷纷把英语定为“第二正式语言”、甚至“第一正式语言”（如生产手机部件的SMK）。

可是，日本人长久以来却患有一种莫名其妙的“英语恐惧症”（English phobia）。据报道，在全世界189个参加托福考试的国家中，日本位居第180位，在亚洲国家中垫底。在日本接受整个中小学教育的西方人Alexander Sayle去年10月3日做客澳大利亚广播公司“通用语”（Lingua Franca）节目时谈到，仅仅因为他能够讲流利的英语，他的日本英语老师是如何千方百计躲避他的。日本人曾经是电子革命的领头羊，可在信息革命（IT revolution）中被远远甩在后面；日本人生产世界上最流行的计算机游戏，可微软公司却主宰着计算机软件领域，而印度也后来居上，超过日本，在IT前沿阵地占据一席之地。由于深谙计算机技术、又能熟练运用日英两种语言而在日本好几家计算机公司担当顾问的Sayle认为，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在于日本人的英语水平太差。在一日千里的计算机软件领域，以英文发行的产品半年后才在日本出现日文本，对他来讲真有点不可思议。而日本人英语教育落后的根本原因在于日本根深蒂固的军国主义思想，他们很难忘记自己的亲人曾死于战争。Sayle所参加的那次节目叫“英语太差：日本在IT革命中无所作为的原因”（Poor English: Why Japan is a Non-player in the IT Revolution）。

史有为先生认为，日本把英语列为“第二公用语”的设想，“是建立在21世纪可能是亚洲的世纪这一假设基础或可能背景上”^[9]。在亚洲经济的活跃地带，如新加坡、香港、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和印度等国，英语都是官方语言之一，而中国和韩国等也在大力普及英语教育。亚洲“四小龙”之一的新加坡更为日本树立了榜样，一个弹丸小国所取得经济成就和由此而来的国际声望早已让日本人羡慕不已。英语是新加坡的官方语言之一，英语在新加坡成为“四小龙”的功劳簿无疑占有醒目位置。尽管如此，新加坡政府认为新加坡人所讲的“新加坡英语”（Singlish）将有碍于自己宏伟蓝图的实现，即，成为世界一流经济实体，在高新产业等领域可以跟世界上的最强抗衡。因此，1999年，新加坡总理吴作栋亲自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作动员报告，在全国范围内发起了一场“说好英语运动”（Speak Good English Movement），力争在15到20年内大大改善国人的英语标准。至此，日本人的苦心便不难理解了。

韩国人同样意识到英语水平对自己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制约。韩国现有的3万2千多名中小学教师中，仅有约15%能够用英语授课，而韩国大学里能用英语开讲座的教授就更少了。从1995年以后，金泳三政府采取了不少措施，加强英语教育力度。九十年代末，先于日本，韩国曾就把英语列为第二官方语言展开过争论。那场争论是由一位小说家的文章“国际语时代的国语”（National Language in the Age of International Language）引发的。这位小说家在文章中说，韩国要处于全球化的中心，就必须把英语作为其第二官方语言，并逐步让英语成为韩国人的母语。这以惊人建议在韩国引发激烈争论。事后不久，1999年11月，在韩国工业协会和韩国作家协会举办的一次研讨会上，同一问题又从经济角度提起。这次争论中，韩国民调显示，公众对“把英语作为第二官方语言”的支持率竟高达62%。当然，日本首相小渊惠三个人咨询机构的报告书接着在韩国引发又一轮讨论^[10]。几轮激烈的争论未能取得一致意见，所以也未见任何形式的政府行为出台。但与此同时，从2000年开始，韩国大公司（如三星和SK集团）纷纷宣布把英语作为“第二正式语言”（the second official language），而LG也把TOEIC（test of English for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国际交流英语考试）成绩600分定为提升主管的最低分数线。最近，韩国教育和人力资源部长对外宣布，在不久的将来，韩国的英语教学必须完全用英语授课。韩国政府也将把教育投资从原来的占GDP的4.52%提高到5%。

然而进入2001年后，为了吸引外国游客和投资，韩国效法香港和新加坡，决定把济州岛开发为国际自由城：济州海港和航空港开辟为自由港；任何外国人进入该岛享受免签待遇，滞留时间不受限制；投资制造业和旅游业的外国客商分别享受7年和3年的免税优惠等等。其中还有一条是：把英语作为该省的第二官方语言。由于这次“把英语作为第二官方语言”并不是说说而已，所以在韩国上下引起激烈争论。去年5月29日，韩国文化和旅游部长Kim Han-gil在汉城国立大学演讲，公开表示反对，说“语言是国家精神的灵魂”，把外语作为官方语言最终会使韩国人“失去文化认同感”^[11]。相反，韩国教育和人力资源部长则对这一方案表示支持。面对各持己见的激烈争论，韩国政府不得不推迟“最终方案”的公布。但是，人们看到11月19日宣布的最终方案里新千年民主党却初衷未改。

亚洲第三个就“把英语作为第二官方语言”进行争论的是我国的台湾。2003年初，陈水扁在其专属电子报跟网友对话时提出，“严肃希望社会各界讨论以英语作为我国第二官方语言的问题”。此言一出，在台湾上下立即引起争论。台湾TVBS民调结果显示：60%支持将英语作为台湾的第二官方语言，其中包括一些“立委”，如无党籍“立委”高孟定便认为英语“就是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