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语篇的语言学研究：流派分野和方法整合

 

东华大学外语学院  姜亚军

华东师范大学外语学院  赵刚

 

摘要：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外学者对“学术语篇”或“科学语篇”的关注程度与日俱增，目前已经在语料库语言学、应用语言学、新修辞学、人类学、心理学、社会学和科学史研究等诸多研究领域取得重要的一席之地。学术语篇的语言学研究虽则起步较晚，但同样表现出研究的多视角和跨学科性，形成了以 Swales （1990）为代表的“体裁分析法”，以 Biber 等人（1988）为代表的学术语篇的“多维分析法”，以 Bazerman（1988）为代表的美国“新修辞学”以及以 Halliday 的系统功能语法为出发点的四个研究流派。本文对这四大流派的研究切入点、研究方法和关注焦点作了介绍和分析，在此基础上从宏观和微观、共时和历时、共性和个性、文本和过程以及语料库和非语料库研究方法等层面探讨了学术语篇研究的方法整合的可能性和可行性。其结论是：学术语篇研究可以以体裁分析法“自上而下”的视角为基本理论构架，充分融合其他三个流派的“自下而上”的研究优势，对学术语篇进行较为全面的研究。

 

关键词：学术语篇，体裁分析，多维分析法，新修辞学，系统功能语言学

 

Abstract: The years since the 1970s have witnessed intenser scholastic interest in academic discourse, or scientific disocurse,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corpus linguistics, applied linguistics, contrastive rhetoric, new rhetoric, enthronpology, psychology, sociolology, and the history of science. As later starters in a new area of research, the linguisic approaches to academic discourse, being of interdisciplinary in nature, have experienced a proliferation of investigating perspectives in the last decade. Genre analysis (Swales, 1990), multi-dimensional analysis (Biber, 1988), American new rhetoric (Bazerman, 1988) and Hallidayan linguistics, among others, have been exploited in various attempts to analyze academic texts. The present paper first introduces the research perspectives, activities, and areas of interest of these linguists and then focuses on an attempt to integrate the different methods used in academic discourse research in terms of macro- vs micro-structural investigation, synchronic vs diachronic focus, commonality vs individuality, product, vs process, and corpus-based vs non-corpus-based technique. The conclusion drawn from the analysis is that academic discourse analysis, as a legislated field of research, may benefit most from an integration of the “top-down” Swalesian framework with various “bottom-up” approaches from the other schools.

 

Keywords: Academic discourse, genre analysis, multi-dimensional analysis, American new rhetoric, systemic functional linguistics

 

1．引言

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外学者对“学术语篇”（academic discourse）或“科学语篇”（scientific discourse）的关注程度与日俱增，目前已经在语料库语言学（Conrad & Biber, 2001）、应用语言学（Swales, 1990）、人类学（Clifford & Marcus, 1986）、心理学（Graesser, Gernsbacher & Goldman, 2003）、社会学（Atkinson, 1992）和科学史研究（Locke, 1992）等诸多研究领域取得重要的一席之地。由于学术语篇研究的兴起和迅速发展，这些领域的学者们已经将对学术语篇的生成、微观和宏观信息结构、语言结构、理解机制（processing mechanism）、历史演变、第一语言和第二语言学术语篇教学以及语篇和认知的关系等问题作了较为系统的探索。

对学术语篇的语言学研究尽管只有十余年的历史，但同样表现出研究的多视角和跨学科性，这是由学术语篇的复杂性所决定的。但同时我们也看到，对各流派的理论构架和研究方法进行整合，取长补短，从而扩大研究视野，已经成为该学科发展的当务之急。本文拟对学术语篇的语言学研究这一新兴领域的现状作概括述评，并从宏观层面探讨整合各派理念和研究方法的可能性。

 

2．学术语篇研究的历史

80年代中期以前，学术语篇研究主要在语言学领域以外的其他多个学科展开，因此被称为“科学修辞学”（rhetoric of science），“研究修辞学”（rhetoric of inquiry），或者“学科写作研究”（writing in the disciplines）。

人类学家历来关注语言和文化在权力形成和维持实践中的作用，这种关注在70年代形成对人类学学科基础的自我反省，由此产生了划时代的会议论文集 Writing Culture （Clifford & Marcus, 1986），对人类学后来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个时期，社会学家Gusfield (1976) 也首创了对社会学的修辞学研究，引发了社会学家对语篇与知识关系的思考，出现了Understanding Ethnographic Texts（Atkinson, 1992）和 Writing in the Social Sciences（Becker, 1986）等重要著作。对经济学等领域语篇的研究也同时展开，McCloskey（1985）的 The Rhetoric of Economics 成为探讨主流经济学语篇和认识论的重要作品，引发了学者们对经济学研究方法的激烈论战，而 Language of Economics （Dudley-Evans & Henderson, 1990）和 Economics and Language（Backhouse, Dudley-Evans & Henderson, 1993）等则更直接地对经济学教材和经济学经典文献（如Adam Smith的著作）作了较为系统的探讨，这对 Bazerman（1993）等人从语言学角度对语篇进行考察产生了重要影响。科学史学者同样关注学术语篇：Shea（1972）和 Campbell（1975）对伽利略和达尔文著作的研究开了这一领域语篇研究的先河。近期出版的的 Science as Writing（Locke, 1992）对科学和文献的关系、科学思想的表达模式以及科技语篇中的修辞运用等作了全面系统的探讨。

相比之下，语言学家对学术语篇的兴趣似乎要来得晚一些。这主要是因为从结构主义到转换生成语法，现代主流语言研究基本上是一种“句子语法”（sentence grammar），研究对象主要为句子层面以下的语言单位，从而脱离了源远流长、被称为“篇章语言学的先驱”的修辞学和文体学（钱敏汝， 2001: 5）。另一方面，尽管从60年代起，德国语言学家 Weinrich 就提出了“篇章语言学”（Text linguistics，德语 Textlinguistik）的概念，随后也出现了诸如 Beaugrande （1981）等重要著作。但由于篇章研究生存在主流“句子语法”研究的阴影之下，加之语篇在复杂性上远远超过句子，因此篇章语言学一直没有形成“像以句子那样的语言单位为研究对象的传统语言学那样的统一的研究方法”（Beaugrande, 1981: 14）。这样，在被 Graesser, Gernsbacher, & Goldman（2003）称为语篇研究的“六年黄金形成期”（six golden years of discovery）之后较长的一段时期内，语篇研究一直未能建立起对具体语篇类型（如学术语篇和新闻语篇等）展开系统的研究的理论基础和研究方法。

80年代末以来，随着语篇研究的不断深入和语料库语言学的兴起，对学术语篇的语言研究迅速展开，在短短十余年的时间内，形成了以 Swales （1990）和为代表的“体裁分析法”（genre analysis），以 Biber （1988） 为代表的学术语篇的“多维分析法” （multi-dimensional analysis），以 Bazerman（1988）为代表的美国“新修辞学”（New Rhetoric）以及以 Halliday 的系统功能语法为出发点的四个语篇研究流派。这些流派在研究的切入点、研究方法、语料的选择和研究目标等层面往往存在较大差异。

3．学术语篇的语言学研究

3．1 体裁分析法

John Swales 教授被称为“体裁分析之父”（Pèrez-Llantada，2004：140）。在2003年的一次采访中，他第一次澄清了自己理论中 genre 这一种概念和Halliday 系统功能语法中所使用的 genre 的不同，并对系统功能语法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我上世纪 60 年代跟 Michael Gregory 学习系统功能语言学的时候，根本就没有genre 这个概念，只是提到 register。[……] 因此，一开始我实际上是从文学，特别是从人类学，如在阅读 Malinowski 和 Clifford Geertz 这些人的著作时开始思考 genre 这个概念的。因为，你知道，一些文化人类学家属于最早研究非文学genre的一批人，他们特别关注一些庆典、宗教仪式和各类部落等等。我就是从那里借用这一概念的。我想，我还必须说，尽管系统功能语言学家总是说语境(context)很重要，但他们几乎没有对语境作过什么详尽的考察。事实上，他们不过是语篇语言学家（text linguists）或者语法学家等等，而不是人种学家（ethnographers）。你看，几乎所有的系统功能语言学家，对社会环境，都只不过是说说而已。

 

正是出于对系统功能语言学的不满，Swales 才另辟蹊径，开始了对学术语篇的研究。但在早期，Swales（1971）所做的只是对科学语篇中常见的一些语法特征的描述。之后，他把注意力转移到研究论文的开头部分，并于1981年提出了一个“四语步模式”（four-move model）。该模式第一次从宏观上把科学语篇开头部分的信息流动方式分为四大“语步”，每个语步中又包含几个数量不等的“步骤”（steps），因此立即引起了语篇研究学者和学术写作教师的极大兴趣。但几乎同时，便有学者（Lopez, 1982）对这一模式提出异议，认为其中的 “语步1” 和 “语步2” 很难分开。Swales据此（1990）对他的模式作了修改，这就是后来被称为 CARS（Creating a Research Space）的论文开头模式：

 

   

               

 

这一模式的三个语步表明了学术语篇作者如何在论文开头部分一步步论证自己研究的可靠性，并说服读者自己将对所在研究领域有所贡献。CARS模式“对 ESP 的体裁分析，对国际学生和 L1 学生的学术写作教学以及希望在国际刊物上发表论文的职业写作者都产生了巨大影响”（Dudley-Evans, 2000：6）。接着，很多学者便开始采用语步模式来研究学术论文和硕/博士论文的其他部分，其中包括摘要部分（Lores, 2004; Martin, 2003; Méndez-Cendón & López-Arroyo, 2003）、方法部分（Wood,1982）、结果部分（Brett, 1994; Williams, 1999）、讨论部分（Dudley-Evans, 1994）、结论部分（Bunton, 2005）以及鸣谢（Lyland, 2004）。这些研究要么对Swales（1990）的经典模式在不同学科和不同语言的语篇中进行验证，例如 Martin （2003）和Méndez-Cendón & López-Arroyo （2003）的西班牙语和英语对比研究；要么对这一模式提出修正和补充，例如 Bunton (2002) 对艺术、社会科学、工程学、硬科学、医学领域的博士论文引言部分的分析不但证实了Swales的三语步结构，同时也发现了11种新的“步骤”，如工程学、艺术和社会科学的论文经常在语步1 中会出现一个“术语界定”（defining terms），而工程学论文则会在语步3 中出现“研究出的产品”（product of research）、 “产品的应用”（application of product） 和 “评价”（evaluation）三个在其他领域很少见到的步骤。Kwan (2006) 对香港大学博士论文文献综述部分的研究也初步确立了文献综述的三语步模式，并发现了一些新的步骤。

由于 Lewin, Fine & Yong（2001）和 Bhatia（2001）提出了根据 steps 的出现频率将其区分为强制性（obligatory）和选择性（optional）的设想，Kwan 便即试图验证这一设想，结果却未发现这样的规律。这也进一步说明了学术语篇跨学科的复杂性。

目前，语步研究表现出三个主要的发展趋势：其一是对具体学科英语语篇模式独特性的探讨。例如，单就摘要研究而言，Anderson and Maclean (1997)对医学学术论文的摘要作了研究，Gibson (1993) 的研究了信息和图书情报论文的摘要，而 Santos (1996) 则分别研究了应用语言学国际会议的论文摘要和学术杂志的论文摘要。语步研究者当初的出发点是：学术论文的语步模式具有跨学科的普遍性。但不少学者后来发现，不少学科的学术语篇往往会表现出对常见语步模式的偏离。例如，Crookes (1986)发现，在篇幅较长的社会科学学术语篇的引言部分，作者常常会使用一种循环式的论证方式，特别是语步 2 和 语步 3 的组合会多次出现。另外，Anthony (1999)对软件工程学术论文引言的研究也发现，语步 3 中往往会增加一个步骤：研究评价（Evaluation of Research）。Anthony 认为这主要是因为软件工程是一个新兴领域，该领域的杂志拥有不少其他工程领域的读者。Anthony 还发现，软件工程学术论文的开头部分都比较长，运用“语步1 + 语步2” 的循环来介绍详细的背景知识和术语的界定。类似的情况也在计算机工程领域的论文中得到了证实(Posteguillo, 1999)。

该领域另一个发展趋势是对非英语语篇和英语语篇的对比研究。Mirahayuni (2002) 的博士论文对印度尼西亚作者所撰写的研究论文和英语本族语作者所写的论文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和对比，发现两种语篇存在一些本质差异。例如，在论文引言部分，印度尼西亚作者往往以介绍实际需要来表明研究的必要性，而英语本族语作者则更多的分析前人研究以印证自己研究的必要。Mirahayuni 也发现，两种语篇在文献引用方面存在很大区别：例如，在讨论部分，英语本族语作者会引用他人文献或同他人的研究结论作比较，旨在证明自己研究的可靠性，而印度尼西亚作者则“很少在讨论部分引用他人文献”（Mirahayuni, 2002: 306）。Martin （2003）则对英语和西班牙语的实验性社会科学论文摘要作了比较研究，一方面发现西班牙语的摘要基本和英文摘要在结构上相同，即遵循实验性研究论文的IMRD 结构 (introduction-method-result-discussion)，但同时也发现了不少相异之处：西班牙语的摘要中出现结果部分的几率比较低，仅占45.25%，而英语摘要中结果部分占到了86.25%；另外，Introduction 部分中的 move 2 在西班牙语摘要中的出现仅占15%，而在英语摘要的出现比例达到了41.77%。Martin 将这一差异归结为两种语言使用者对“面子”（face）的语用差异。

 

3．2 多维分析法

语篇的多维分析法是最早采用语料库和复杂的计算软件对语篇进行研究的一种方法。这种分析法基于这样一个基本认识：一种语域（register）是多种语言特征综合作用的结果。Biber（2004）承认自己的这一观点来源于 Halliday（1988）和 Hymes（1974）等语言学家，但在实践中只有通过先进的语料库和计算机分析手段才能实现。该方法是 Biber 在 1985 年首创的，当时主要用于研究英国英语书面语和口语的区别，其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 Biber（1985，1986，1988）。

多维分析法一般在语料中选取67项语言特征，并把其划分为7个维度（dimensions）：维度1为“交互性/信息生成”（ involved versus informational production），维度2为“叙事性/非叙事性语篇”（ narrative versus nonnarrative discourse），维度3为“所指依赖情景/所指明确”（ situation-dependent versus elaborated reference），维度4为“明显的劝诱”（overt expression of persuasion），维度5为“抽象/非抽象风格”（ abstract versus non-abstract style），维度6为“即席信息详述”（on-line information elaboration），维度7为“学术遁言”（academic hedging）。每个维度包含一组语法特征，例如，维度1中包含积极特征（positive features）“that 省略”和“第一人称代词”以及消极特征（negative features）“名词”和“词长”等，而维度7仅包含“seem/appear”等积极特征。具体操作时，首先统计出每个特征在语篇每千词中的出现频率，然后对数据进行因素分析（factor analysis），求出其共现规律，即因子负荷量（factor loading）。最后选取因子负荷量较大的语言特征（Biber在1988年的分析中选取了负荷量大于 0.35 的语言特征），对语篇进行功能分析，确定该语篇在每个维度上的特征。

 

尽管 Biber（2004：17）认为多维分析法“最适合口语和书面语语篇的普遍性研究，因为这些语篇几乎在每种语言特征上都体现出广泛的区别”，但他也认为该分析法完全可以用来研究比较专业的语域，虽然专业领域论文语言特征的“差异较小” 。Biber & Finegan (1994) 便是对20篇医学学术论文的IMRD结构中微观因素的分析。通过对这些论文中不同部分所包含的 that 从句、第一人称代词、被动句型和情态动词等八项语言特征的量化统计和在5个维度上的功能分析，Biber & Finegan （2001：117-118）得出如下结论：

 

      同其他三个部分相比，尽管引言部分表现出比较强的叙事特征，但其“所指明确”（维度3）性明显极高。结论和结果部分在所有维度上的表现均不突出。相比之下，方法部分在四个部分中特征最为明显：在维度1上具有极强的“信息性”，在维度2上具有特别明显的“非叙事性”，在维度5上则表现出最为极端的“非个人性”。

 

另外，Biber 的同事 Conrad 也试图采用多维分析法研究学术语篇。Conrad（1996）对生物学学术语篇作了分析，而 Conrad（2001）则对生物和历史领域中教材语篇和研究论文作了两维分析（维度1和维度2），发现这些语篇在这两个维度上的差异。例如，与教材相比，生态学论文具有较强的叙事性，而历史论文中的叙事性则低于教材。

Biber 等（2002）比较全面的反映了他涉足学术语篇的思想。在这篇文章中，作者用了不少篇幅来回顾近20年的学术语篇研究方法，其中包括 Atkinson （1999）、Bazerman （1988）、Halliday & Martin（1993）和 Swales（1990），以及九十年代以来他自己和其他学者采用多维分析法对学术语篇研究的状况（Conrad，1996, 2001）。他们认为，跟其他的研究方法相比较，多维分析法的优势在于分析多项语言特征是如何共同作用，从而产生某种特定的语篇。他们也强调语料库和计算机分析手段的重要性。同时，他们指出，以往的学术语篇研究专注于书面语而忽视了学术口语的研究。

 

3．3 系统功能语言学

系统功能语言学作为一种功能学派，历来关注语言的系统、语篇的衔接和连贯以及语篇的信息结构等问题，因此也较早涉足学术语篇的研究。Bloor & Bloor（1995）在论述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应用一章中，尽管首先谈到的就是该理论在“科技写作”（writing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中的应用，但提到的却是Halliday & Martin（1993）。其实，该领域最早的研究是分析科学语篇中独特的的主位推进模式。

Huchins（1977）发现，当时的语言学研究，如 Halliday & Hasan（1976），把研究焦点置于语言的微观结构（micro-structure），而忽略了语言宏观结构的研究（macro-structure）；而文学批评和民俗学的研究则正好相反（Kinneavy, 1971）。Hutchins 认为宏观的语言研究应该是研究段落和段落以上的语篇结构。于是，他借用了Danes（1974）微观研究的“主位推进”（thematic progress）和“语义推进”（semantic progress）概念，试图将其扩展到科学语篇（scientific text）的宏观研究，并提出了“段落主位”（paragraph progress）的概念。

Hutchins（1977）发现，各种语篇在深层有着惊人的相似信息结构，而科学论文的结构从 Plato 和 Aristotle 的对话文体到现在的语篇形式，在修辞上呈现出一种传承性。下面是他提出的科学论文的信息模式：

 

Current approach

Demonstration of inadequacies

Statement of problem

Statement of hypotheses

Testing of hypotheses

Solution: “proof” of hypothesis

 

我们看到，Hutchins 所提出的这个宏观信息结构模式和上文所提到的 Swales 的 CARS 模式有不少相似之处。Hutchins 认为科学语篇信息结构具有普遍性的观点同 Swales 也不谋而合。但可惜的是，Hutchins 的研究方法后来似乎被忽视了。Swales（1990）虽然也提到这篇论文，但认为其模式是对论文引言部分的研究，这显然是一种误解。

到了90年代，运用主位推进模式对科学语篇的研究再次出现，但却换了一种视角：试图从Hutchins 所谓的“微观结构”出发，去窥探“宏观结构”的信息安排。这样的研究的目的也不再是发现科学语篇的共性，而是探讨不同领域科学语篇的差异。例如，Nwogu（1990）研究的是医学语篇的主位推进规律。他发现，医学论文的正文、论文摘要与流行杂志中的医学报导在模式选择上存在差异：正文以“同一型主位模式”（Constant Theme Pattern）占主导，流行杂志的医学报导以“线性主位模式” （Linear Theme Pattern）为主，而医学论文的摘要则介于两者之间。Nwogu & Bloor（1991）进一步证明了学术期刊论文和流行杂志的医学文章在主位推进上的这一差异。

主位推进模式对科学语篇的研究的进入跨语言的对比研究领域，Ventola & Mauranen（1991）探讨了芬兰学者的英文语篇，发现他们几乎毫无例外地使用“同一型主位模式” 和“线性主位模式”，而英语本族作者则使用各种不同的推进模式。他们还发现，芬兰学者较少使用主位连接手段，使用的连接手段也较单一，仅限于 moreover, thus, therefore 和 also 等少数几个。

系统功能语言学对科学语篇研究的另一个方面是探讨语篇微观的语言特征。其中一个研究焦点是报道动词（reporting verbs）。Thompson & Ye（1991）对 100 篇研究论文中的报道动词作了详尽的考察，将其分为“语篇型”（tetual），如 state, write, challenge, deny 等、“思维型” （mental），如 believe, think, consider, prefer 等、和“研究型” （research），如 measure, calculate, quantify, find 等，并探讨了这些动词在表达作者对文献的态度和立场上的差异，及其在时态运用上的区别。Thomas & Hawes（1994）则研究了报道动词在医学语篇中的运用情况。他们对报道动词的分类有所不同：真实世界动作动词（real-world activity verbs）、认知动词（cognition verbs）和语篇动词（discourse verbs）。这个领域的另一个焦点是学术语篇中的“遁言现象”（hedging）。近年来从事这一领域研究的学者越来越多，仅研究经济学语篇的就有 Dudely-Evans (1993), Pindi & Bloor (1987) 和 Bloor & Bloor (1993) 等。Hyland 是这一领域最为活跃的一位学者，其1998年出版的专著《科学研究论文中的遁言现象》（Hedging in Scientific Research Articles）不仅对这一领域的研究作了阶段性总结，而且探讨了遁言现象的教学问题。

3．4 美国新修辞学

美国新修辞学对语篇的研究视角和体裁分析法不同。首先，前者关注的是英语本族语者所撰写的英语语篇，它源于美国大学“跨学科写作”（writing across disciplines）的教学和研究，而后者的产生则更多的是出于学术用途英语（EAP）的教学需要。其次，前者把“体裁”看成一个动态的、社会语篇，注重语篇的产生过程（process），而后者更多地把“体裁”看成一个静态的“成品”（product）。美国新修辞学领域最有影响的学者是 Bazerman（1985, 1986, 1988, 1995，2004）。但同体裁分析法不同，Bazerman 强调学术语篇间的差异。其专著《书面知识的形成》对学术语篇的历史演变作了开创性研究，探讨了《伦敦皇家哲学学报》所刊论文135年间的历时演变，对牛顿等科学家的论文发表作了考察，对《美国心理学学会出版手册》作了历史研究，并对近期政治语篇中的内容表达和语篇形势的冲突作了分析。Bazerman & Paradis (1991) 继续了 Bazerman 的研究传统，收录的16篇论文分别探讨了学科语篇的形成、语篇的动态延续性和语篇的运作因素三个方面。Atkinson (1999) 则研究了自 17 世纪以来的研究论文，追述了其从叙事性到信息性的演变。 Berkenhotter & Huckin（1995）对生物学研究论文的研究，也发现自1944年以来，论文结果部分因学科信息量的剧增而变得更加细致。

同时，需要指出的是，美国新修辞学的研究方法既不是语言分析，也不是传统的修辞分析，而采用一种被统称为“人类学方法”（enthnographic method），即采用观察和采访等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