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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月末，北京的第一场雪，下雪的时候我在朝阳东三环的一个小旅馆里，我写作期间养成了一个怪癖，喜欢选择一个陌生的地点蜗居起来，把自己封闭在一个没有窗子的房间里，床上，桌子上堆积满了大量的食物、咖啡、烟和一些不知名的饮料，随身携带一只乌龟，可以一整个晚上看他慢慢的爬动，抬头，静谧的仰视着灯光。

床头凌乱的摆放着一本《圣经》和一本《般若心经》，烟头把拖鞋点了个大洞，现在依稀的冒着烟，一缕一缕的烟雾环绕在屋子里，发出一股塑胶燃烧的恶臭。闻了闻自己的腋下，有一点馊，确定自己的身体没有发霉，差点没有熏倒自己，一个礼拜里没有电话和短讯进来，时间一点一滴的从我身体里流过，黑夜像地狱一样难熬，我习惯了在地狱里写字，我的人生除了等待，其他一无是处。

下午五点钟的时候去一家无牌的驾校公司学车，八点钟回到旅馆里躲在床角用ipad或者iphone看微博，因为一些新闻而把自己逗乐，基本上除了拎刀在大街上遛弯，某肇事司机连环撞死儿童的新闻外，已经没有新鲜感，连惋惜都已经变得麻木。生活总是在不知不觉中带给你无限的惊喜。试着去分辨一些新闻的真假，看到一些离奇的新闻便信以为真，心想那些傻×记者绝对没有这么丰富的想象力。

九个小时、十七个小时、二十四个小时……一天、两天。无尽的失眠，我的黑眼圈深陷，每当照镜子的时候我便会洋洋得意自己省去了买墨镜的钱，一段时间害怕自己会在住所里猝死，或者在熙攘的人群中突然倒下，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办法打起精神，连站姿都显得很疲惫，坐在公车上，椅子上，咖啡厅都是统一的瘫软状态，在同一家咖啡馆里，整个下午，听到邻桌三个不同的女人对男友找了同一个理由，我认为现在自行车的质量，以及各种体操完全不合格，动不动就会搞破女孩的处女膜，大多数非人为因素造成了现代女孩处女膜破损的主要原因。有些话心知肚明，对于男人的虚荣心来说，他们总需要一个理由来安慰彼此，并且像信仰一样执着的坚信着。

我在咖啡馆并没有写作，虽然电脑旁放着新书《写给未来恋人的情书》的全稿，我并未曾修改，随身携带的小乌龟在书稿上睡去，偶尔探出脑袋凝望着过往的人群，用咖啡馆里的英文报纸盖住脑袋，我的英文水平基本上也停留在认识字母和用硬币决定选项的应试涂卡阶段。首先试图解释一下我在咖啡馆的原因，我没有高雅到非要到咖啡馆来创作的境界，我在这里睡觉，毕竟这里比我的房间要干净。其次这家咖啡馆里的老板娘笑起来很甜，她叫KaKa，我在想以后我每次吃鱼的时候会不会总想起她，或者情不自禁的喊出她的名字，她不是漂亮的类型，身型消瘦，在看多了这么多的物欲世俗以后，她的笑容依稀充斥着一丝澄清，与这个社会格格不入。

除了点餐和咖啡外，她主动找我搭讪最多的话题就是：“先生，打扰一下，您打呼噜的声音和睡姿影响到了其他的客人！”每次我擦着口水睡眼惺忪的看着她，她都在对着我微笑。熟知以后，她在咖啡馆里多了两个抱枕。

我请她喝过一次咖啡，一杯卡布奇诺，她不喜欢两栖动物，觉得乌龟太冷血，我没有解释，其实她不知道这只小乌龟是一只很有内涵，感情丰富的乌龟，我误会过它很多次，比如我误会它偷吃了我的龟苓膏等等，它从来都没有反驳过，我买过一只兔子跟它赛跑过，它一直都不屑于与兔子同行；比赛的结果是终于那只兔子自己跑的不知所踪，下落不明，只有它依然与我为伴。

那只兔子失踪后，它绝食过一个礼拜，也不再搭理我，它虽然不说话，我知道那只跑丢的兔子是母的，你是无法体会到一只小公龟对一只母兔子的感情的，如果不是我把它放在了水里，我想它一定在哭。

KaKa和我的谈话过程是围绕着乌龟展开的，她觉得我的乌龟太丑，美丽和丑陋一直环绕着我们，最重要的是分得清什么才是美的？我一直纠结于此，相信自己内心深处的那个声音，便是你想要的那个选择，结果也许只是不尽如人意。

她问过我为什么会选择在这家咖啡馆里睡觉，她从来没有见过一个人可以睡觉睡得像我这么认真的。看着桌上的书稿，她说：“你是作家？”

我说：“兼职而已。”

她又问：“那你主业是什么？”

我说：“无业游民。”

她点头表示理解，九个小时内，她看完了《写给未来恋人的情书》的书稿，翌日清晨她黑着眼圈坐在我对面，打着哈欠，困意盎然，整个晚上都在互联网上看我的相关新闻，她不解的问我：“了解一些你的相关新闻，现在给你一个机会，你想不想澄清你一下，有人说你是一个鬼才作家，有人说你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流氓混蛋？”

我说：“你想澄清哪一个？”

她没有再问下去，点了点头，在我还不弄明白的情况下，她已经了然。

须臾，她也意识到这个话题的确有点冒昧和尴尬，转移了一个话题，问：“你有没有什么梦想？”

我憧憬着说：“有啊，早睡早起！”

我转身问她：“你有没有梦想？”

她没有回答我的问题，看着眼前飘过的一个波霸，她拍了一下那个女孩的肩膀，质疑的问：“我操，波这么大，哎，姑娘，你这个是原装的吗？”

那个胸大的女人不屑的看了一眼，骂骂咧咧的说：“神经病！”

她问我是不是有时候会不会感觉自己有精神病，因为自己和别人不一样而心悸不已，我说这世道基本上没有几个正常人，问题是有点感情的人，一旦爱上一个人的时候精神已经出了问题。

 

在旅馆里一个没有窗户的房间里修订完《写给未来恋人的情书》，恍然觉得与世隔绝，躲在房间里，不用刻意去记得何年何日，亦不理会这个胡闹的世界究竟有多坏。

12月的中旬，我在房间的角落里酣然睡去，可能是自己真的老了，和老人一样不知不觉的睡去，就像在练习着死亡。

凌晨起床，望着这个都市，突然好想去旅行，在地图上让乌龟爬行，它最后卧在了丽江，我用了一分三十秒的时间收拾好了行李，一台电脑，一个相机和一只乌龟。

那天我理了头发，删除了手机上所有的联系人，把衣服整理的干干净净，让这一切看上去更适应告别的氛围。那天我们静坐在咖啡馆里，靠近窗户的位置，望着眼前来往的人群，彼此发呆，也不说话。

我开口问她在想什么。

每个人害怕的、欣喜的都是同一个东西——时间。两种心态的过程其实是一样的，皆因需要和等待面对它所带来的结果，她摇头，说这么漫长的一生不知道该怎么度过。

我问她：“此时此刻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

她抬头看着我，闪烁的瞳孔泛出孩提时顽皮的笑容，微笑着说：“我在想怎么把自己给弄死。”

我点头说：“好哇，你继续想，有好消息通知我。”

下午打车到机场以后，被安检告知飞机场不能携带乌龟，可以选择托运。我知道我的小乌龟是性情中人，一定不开心当自己是个什么东西。折腾到凌晨两点，改坐火车去丽江。

在郑州转车途中，买了一张家乡的圣诞卡片寄给KaKa，我不知道她会不会收到，可以确定的是KaKa并不是她的真实姓名，很多人都叫她KaKa，在我离开的前一天晚上，她打过一个电话给我，我去接她，在三里屯的一家夜总会，她在这里上夜班三年有余，她在我面前呕吐得肝胆相照的弥留之际哭着对我说，金钱和时间一样，它永远不会休息，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婊子，今天赤裸热情的跟你睡在一起，第二天早上起床，你永远不知道她会在谁的口袋里，她可以向任何人投怀送抱，只要价格合适。

也许她把我误认为她的客人，她却从来不记得打过电话给我。

到了丽江以后，我本以为自己很快就会忘记，也许是记忆太多，逐渐的便忘记了自己的最初的信仰。

最后才发现，我们最先衰老的不是容颜，而是梦想。

 

据我所知，后记一般都是让人看了比较失望的产物。所以一下依然讲述一个不同的故事，作为后记。未满十八岁，可选择放弃阅读，或斟酌后再阅读。

 

Chapter：坏孩子的童话

 

这个时代的人都很忙，走的太快，灵魂都已经无法跟上步伐。

 

六年前，我和阿黄、阿城从初中顺利升入了高中，我们顺利升学，因为我们成绩太差，我们只要在校读书一天，校长发誓坚决要辞职。他说实在忍受不了这帮坏孩子。

入学的第一天，阿黄说偶像剧里的男主角裤子一定要有几个破洞，我们各自买了一把剪刀，把牛仔裤划了几道磨痕，直到觉得满意了，在身上比划了良久，才穿上去试着走进校园里。也许是太前卫，走在校园里很多同学都在以异样的眼光看着我们。我们点着烟，穿着有洞的牛仔裤站在女生宿舍楼下，阿城尴尬的说：“我觉得这样子好奇怪，感觉全身凉飕飕的，是不是我们割的洞太大了？你们确定明星偶像都这么穿？”

我和阿黄看了一眼他的裤子，不约而同的骂了一句：“我×，你个傻逼，怎么把裤裆割了这么大一个洞！”

阿城喜欢的女孩是隔壁班的朱飞飞，她爹是朱集镇的镇长，姓朱的是乡里人数最少的姓，却是这个镇里最大的官。阿城每次见到朱飞飞都恨不得列队敬礼，喊一声首长好。阿城喜欢朱飞飞，自己家是农民，父亲是开鱼塘的，阶级门户不登对，见到朱飞飞自卑的厉害，每天上课的时候读《雷雨》，高中三年里一共和她说过三句话，第一次说话他在厕所里酝酿了很久，练习了几百遍。下了多次决心才铿锵有力的走过去问：“你的橡皮能借我用一下吗？”

借到橡皮以后，阿城第一件事情就是抱着橡皮睡了一晚，第二天早上买了两块新橡皮给她送过去，很慷慨的告诉她，昨天的那块旧橡皮丢了。朱飞飞没有要他的橡皮，也没有理会他。

那是阿城第一次失眠，整个晚上看着一块橡皮，想不明白她为什么因为一块橡皮对自己置之不理。

第二天他眨着一双熊猫眼，握着一把橡皮，怯生生的走过去，喃喃的嘟哝了半天，找了一个让旁观者都想抽自己大嘴巴子的理由，他开口说：“我的橡皮能借给你用一下吗？”

至此以后，阿城和朱飞飞再也没有说过话。

十八岁的生日八天，阿城觉得表白要趁早，他每个礼拜日都看见朱镇长开一辆黑色的桑塔纳来接朱飞飞放学，阿城从内心深处凝望着远去的桑塔纳消失在一片狼藉之中，在心中默默的敬礼。他幻想着自己有一天能开一辆小轿车来接朱飞飞放学，至少要比桑塔纳好，他不认识车的牌子，也不知道什么车好，励志说最大的理想就是买一辆比朱镇长的桑塔纳好的车，每天来接朱飞飞放学。至于比朱镇长开的桑塔纳好的车，就是新桑塔纳。

阿城问过我，一辆新的桑塔纳需要多少钱，他可以回去偷他爹的钱，买一辆来实现自己的梦想，我说大概要把你爹的鱼塘卖出去两三回能买一辆吧。他想了很久，觉得风险太大，这事他爹肯定跟他没完。他心想女人永远不知道什么更好，新桑塔纳也不一定比他爹的破桑塔纳好，所以男人最重要的是在假装最美的时刻诱惑着那一刻。她们觉得自己不会相信天长地久，一见钟情。但是她们喜欢那一刻，因为太诗情画意。

下雨的那天，朱飞飞在教室里等她爹，阿城拿了一把粉红色的雨伞走过去跟她搭讪，气喘吁吁的跑过去在她身边站了良久，忘记了要说什么，朱飞飞看着憋红了脸，尴尬的站在那里，开口问：“有事吗？”

阿城紧张起来，双腿都在发抖，脑子一片空白，搪塞了半天，开口说：“你爹还好吧。”

朱飞飞：“你找我爹有事？”

阿城说：“你喜不喜欢喝可乐？”

朱飞飞：“这和我爹有什么关系？”

阿城说：“我喜欢喝可乐，你爹愿意的话，我请你喝可乐。”

朱飞飞噗哧一声笑了出来，阿城放下了雨伞狂奔到教室外边，在雨中奔跑。我们跟着他屁股后边，跑到寝室里，向我们炫耀说：“哥们屌不？”

我说：“像。”

阿城紧握着拳头，做了一个胜利的手势，激动的说：“太他妈浪漫了。”

阿黄说：“应该是他爹太浪漫了。”

 

阿黄鼓动阿城给朱飞飞写情书，说男人的本性就是粗鲁，女人总是半推半就的，大家都已经过了喝可乐的年龄了，女人在你没有脱光她衣服之前，永远都不知道她有多风骚，阿黄说的他心痒痒，阿城果真给她写了情书，洋洋洒洒的情书写了一万多言，写完以后放在《思想政治》的书里，校长遵循上级领导的指示，严抓校风，反三俗。在校领导的会议上，阿城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思想，觉悟改过，觉得自己的情书写的肉麻，恶心，三俗全占。准备会议以后回去毁灭罪证。阿黄逃课没有开会，私下里看班级里没人，把信偷偷的放在了朱飞飞的文具盒里。

朱飞飞回来看到情书，多年来受到父亲的感染，觉得这事应该交给大众来评判，直接交给了顶头上司教务主任，教务主任觉得这事来的正巧，整天喊着严打，还没有例子，这次终于有点行动的盼头，召开会议，向上级领导校长反映，要严办此事。朱飞飞的父亲觉得自己女儿觉悟高，电话鼓励了校长。

校长亲自在会议上公开朗诵了情书，通告批评，然后开除学籍。处理害群之马决不姑息，严正校风。阿城被开除的前天晚上，请我和阿黄翻墙到校外喝酒，最后都喝大了，他说，年轻人要长大，老年人要忘记，所有这个世界上便多了一种东西叫酒。

他准备回去跟着父亲养鱼，再承包几个鱼塘，恋爱的时候觉得这个世界上一切都是最美好的，希望就像阳光，到处都是。失恋给他最大的启示就是感觉到自己一无是处。他对校园最后的感悟是：“老师是一个很废品的职业，当他们听到了一堆没用的话和理论，然后等他们知道这些完全是废话的同时，然后再重复的把这些话交给他们的学生。”

阿城离开以后，每天都在照镜子，每个人都担心自己是否会秃顶。比如说在花季时期，一根一根的掉落，直到剩下一片不毛之地。

高考那年，几个中学领导联合作弊替考，各个分数都考的惊人，我答完了试卷，扔了一张纸条给阿黄，琳琅满目的写满了答案，班级里很多人都抄了我的答案，结果我们两个人共同创下了我们县高考成绩的历史新低。

那一年留级复读的时候我们都感觉到不太陌生，转脸大家都认识。

 

我一直在试着去发觉每个人身上与众不同的地方，比如说某个人的气味。笑容，眼神，等等。我觉得我们不需要被世人审判。

阿黄一直没有搞明白自己是不是处男，他不知道手淫算不算破处，如果算是，那就是一件很丢人的事情，难以启齿，日后提起来他便是大白天被自己给日了。

这个季节像晒干的咸鱼，散发着干瘪而血腥的臭味。从教室跑到操场上需要五分钟，阿黄在教学楼下撒了泡尿。我在操场上抽了一支烟，他才提着裤子跑过来，我一直怀疑他躲在窗户下看着某个小女生手淫，他的理由永远都是系不上那根皮带。他的皮带是鸭屎绿的皮革，腰间有一个方方正正的铁头，他自己刻了一个歪曲的五角星在上边，从此他便有了一个梦想，去镇派出所当公安。阿黄的二叔是个公安，他亲眼见过他二叔拿着皮带抽人的样子很帅，一群男女赤裸的站在宾馆的房门前，一抽一个准，身上立即就会出现红色的血印，那条皮带就是这样的，上边有一个五角星。但是他不知道为什么，他二叔只抽男的。

阿黄读书的时候，受到他二叔的影响，见到男的就想脱了裤子抽人家。虽然他拥有了那条山寨的皮带以后，还长了一张欠抽欲望很强烈的脸，却从来都没有抽过人。在高一，他见了女人的时候，只想脱裤子，但是已经不再想抽人了，他感慨的对我说，过了这么多年才体验到为什么他二叔不抽女人。

 

阿黄的女朋友叫May，她在城里中学读书，是我们镇上第一个用英文起名字的女孩，他们在一起了一年零八个月，她住在我们隔壁街道的第三家，父母做建材生意，她相对我们比较早熟，当我们穿着开裆裤绕膝而乐的时候，她已经穿着裙子能朗诵唐诗三百首。

当时比较流行一首李白的诗歌，叫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床下鞋两双。每当我们奔跑着大喊这首诗歌的时候，她总是会站在我们身后，无奈的摇着头忧国忧民的说：“这几个娃废了。”

高三的时候我在校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已经记不清了叫什么名字，那天她到我们街道上来买早餐，我家门前有一个烧饼、油条摊位，她买早餐的时候在包裹着油条的报纸上有我的文章，约我出来一起吃油条，喝胡辣汤。

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养成了早起吃早餐的习惯。她每天都会问我很多问题，她说：“毕业以后你可以去当一个作家。就不用担心有人读不懂你。”

我说：“是否能被人读懂都无所谓，最重要的是可以天天有烧饼吃，有胡辣汤喝。”

我们拿着那份校报，我说：“你看，这份报纸的艺术成分很高。”

她问我：“有多高？”

我说：“比高潮还高。”

当时我们都没有搞明白高潮究竟是个什么意思，她问：“高潮有多高？”

我想了想说：“有九层楼那么高吧。”

她想了一会感慨的说：“真高！”

她说我说话很有哲理，当然在我还没有搞明白什么叫哲理的同时，很久以后她又问过我同样的问题，我的回答一字一句都未改变，而她的态度却发生了重大的改变，她说：“幼稚。看吧，这就是你跟阿黄的区别。”

一个月以后，她发现我和阿黄的区别在于，阿黄比我更黄。一个月零一天后，她和阿黄分手。阿黄那天喝了很多酒，我们两个横坐在操场上，我抽了一口烟，指着天空中最亮的那颗星星说，你知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多人讨厌你？

他说：因为我长的帅？

我说：呸！

他说：难道我够恶心？

我点头，说：我一直以为你不知道呢。

他郑重其事的看着我说：你妈×，你说话不要这么直接好不好？小心我跟你翻脸，坦白告诉你，你在我们班级里也够恶心的。

我说：这是实话。十八岁以前你觉得自己挺恶心的。

他说：每个人都有成长期过渡期，你小时候就没干过一些糗事？

我说：经常干，可是过了十八岁以后大家都觉得你挺恶心的。

他一脸正经地问：你讲话需要这么坦白吗？

我说：我怕你听不懂。

“妈×”他一拳打在了我的脸上，我嗅到了血液的味道，黏腻腥味带着一点咸味，就像在这个炎热的夏季里外婆家屋檐下挂着的咸鱼。我擦掉了嘴角的血，我自以为是有文化的人，有素养的人，此时一定不能和他一般见识。彼时，五分钟后，我在厕所里把他打的满地找牙，并且还有一颗大牙掉进了茅坑里。就这样我失去了中学期间唯一的一个朋友。接下来的一个礼拜，班主任找我谈过七次话。

班主任说，你看，这事肯定是你的错，你先别还嘴，我知道不是你先动的手，但是你没什么损失啊，你看阿黄同学，都一个礼拜了还没凑够一副大牙呢，总要有个交代吧。

我想给个交代，说可能那颗大牙在茅坑里。

班主任又说：咱们是全日制，你爸妈都给你交了钱了，你不搞好你的学习，不想干就把你爸妈喊来，把你领回去。你还想干吗？

我说：想干。

班主任摸了摸我的脑袋，说：想干就对了嘛，好好学习，只要努力，现在咱们加入了WTO，以后一定是国家的栋梁之材。

我觉得自己也是加入了WTO的人，倍儿光荣，抱着成为国家栋梁之材的决心走进班级洗心革面重新做人，第二天下午我还是被学校公告开除了，继May以后，因为我对班里的一个漂亮姑娘说：想干。

2004年的夏天我结束了学业生涯，回家的时候我父亲把手电筒和遥控器摔得叮当响，我担心的是这件事情不能宣扬，因为我对着她说“想干”的那位姑娘住在我们家对面。父亲的嗓门很大，我们镇上的邻居亮了十几盏灯，那位姑娘家的灯也如愿以偿的亮了。父亲一直都觉得丢不起这人，一手拿着扫把，扒下我的裤子，使劲把我摁在木质的茶几上，打了十几下，打得我差点以为自己不是亲生的。他愤慨地说：你个不争气的小东西，干出这么恶心的事情，你说有比你更恶心的人吗？

我说：有，不少吧，有一哥们叫韩寒的。

父亲拿着扫把指着我说：韩寒是谁？哪个村的。

我当时怕我父亲打的兴起，一高兴把韩寒也给收拾了，说：一个比我更恶心的家伙。

父亲又拿起扫把狠狠地轮了几下，潜台词是：让你不学好。

打完以后，父亲让我跪在院子里思过，母亲偷偷给我送出来一个枕头。整个晚上凝望着这片氤氲着迷雾的天空，当我抬头的时候，发现这片天空已经看不到星星，只有耸立在远处巍峨的几根烟囱，我思考着父亲说的话，那一刻我真的想学好，但是不知道该学谁，要么比我还恶心，要么还没我恶心。

第二天早上，父亲收拾了渔网，和往常一样去湖边抓蛤蟆，然后八九点钟的时候去集市上卖，看到我还跪在院子里，靠在槐树上睡着了，他把我喊醒了问：你想干些什么？

我说：我也想知道。

 

Chapter：农村野孩子

 

我跟着父亲在家乡里的湖边抓了两年的蛤蟆，期间我见到过一次阿黄，他继我之后一年也被赶出了学校。他最大的梦想是去当一个公安，公安对他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泡姑娘的时候，明目张胆的问漂亮女孩要求查看身份证，姓名，地址和年龄，并且有合法权力强迫漂亮女孩留下电话号码。见到他的时候他腰里边系了一根真的五角星皮带，跟着他二叔当了公安，终于如愿以偿。他胆子小，依然不敢抽人，他总是能给自己找出最合适的藉口，他不抽人的理由是，怕皮带被给打坏了。

他看到我手里提着一袋蛤蟆，说：你怎么捣弄这玩意儿，最近不让搞这个，会污染环境，造成生态失衡，万一被公安看到了，你就有麻烦了。

我说：操，哥们，你不就公安嘛。

他提了提裤子，意识到自己是执法人员，干咳了两声，给我使了个手势，让我跑，转身抓住了我身边其余两个贩卖蛤蟆的小贩。

他伸手抓住小贩的头发，一脚踢在腿关节上，按在地上，袋子里的蛤蟆跑了一地，阿黄边抓人，边指挥着同事说：把那些赃物也抓起来，放进袋子里，一个都不能少，人赃俱获。

阿黄在我耳边低声嘟哝着说，操，差点忘了来干嘛的了。

我站在旁边愣住了，一时间忘记了逃跑。我身边的一个小贩叫嚣起来，指着我说：我认识他，他也是搞这个的，你们怎么不抓他？

阿黄转身甩了他一个大耳刮子，呵斥说：搞哪个的？他是卧底你知道不？

我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为了抓获两个贩卖蛤蟆的小贩，卧底了两年。每个小贩交了两千块钱的罚款，轻车熟路的走出了派出所。镇派出所里吃了整整一个礼拜的蛤蟆。

那天晚上我回到家里，父亲坐在门口的阶梯上，看见我背着一麻袋蛤蟆回来，气不打一处来，说：蛤蟆没卖出去？

我说：没有。

他说：一只也没卖出去？

我说：还多了很多只。

父亲看着我意味深长的摇了摇头，我们在家里做了几盘蛤蟆炒来吃，父亲听说阿黄当了公安，一直夸奖他有出息，有文化，因为比我多读了两天书。

2008年初，在自我的怂恿之下，我决定离开家乡，去深圳打拼。走的时候，母亲一直在哭，饭菜里炒了几只蛤蟆，还有一盆老母鸡汤，一份小葱拌豆腐。父亲虽然嘴上不说，我知道这是他前天晚上偷偷留下来的。

一块白净的豆腐放在盘子里，在豆腐上有一个黑点，特别的碍眼，我说，爸，你看，这块豆腐上有一只苍蝇。

父亲说：那是豆腐上生出来的一颗朱砂痣，像你这样的人就像那颗朱砂痣一样。

他眼疾手快，用筷子挖出了那块朱砂痣，我不知道豆腐也会生朱砂痣，也不确信那是不是苍蝇，我说：都这么难看、碍眼，那苍蝇和朱砂痣有区别吗？

父亲没有回答我，很多年以后我才知道，苍蝇是飞上去的，朱砂痣是豆腐本身生出来的，或者制造过程中不小心残留下来的坏豆子。

走的时候，在车站母亲塞给我一张纸条，纸条上有一个电话号码，母亲偷偷在我耳边说：混不下去就打这个电话，他是你大表哥，阿辉，你大表哥是你二姨妈的儿子，有来头，你爹不让咱们跟他有来往，他去过局子里，小时候不懂事，劳改过。现在深圳做大生意，他以前偷车，犯了几回事，洗心革面重新做人了。

父亲的耳朵真的很好使，他听到了最后几个字，脸都气绿了，义正严词的说道：什么重新做人了，是终于做人了。狗改不了吃屎，就是茅厕里生出来的绿头苍蝇。

他之所以这么多年怀恨我大表哥，因为我父亲在乡政府工作的时候，特流行摩托车，他和母亲商量了半年，咬咬牙买了一辆摩托车，被大表哥看上了，借着骑了一圈到隔壁镇上给卖了。我父亲发誓跟二姨妈家断亲，两家之间就再也没有什么来往。后来听说我大表哥进了监狱，我父亲还买了壶酒庆祝了一下。

父亲偷偷的告诉我，我大表哥因为在监狱里表现的太差劲，被提前放了出来，监狱里无论犯人和警官都已经无法再忍受他的懒惰和饭量，睡觉磨牙打嗝放屁。一个月监狱里的警官疯了三个，把上一任监狱长气的放屁都能喷血。

 

Chapter：未来，不，是梦

 

我在绿皮火车上吐了两天一宿，占用了大部分厕所里的时间，结果是一堆人排着长队，在厕所外边听着我呕吐，我听见门外一个大妈沙哑的声音焦急地说，这小伙子真辛苦，一路上都吐的跟孕妇样的。

一个路人再也憋不住撒尿，嗓子里仿佛塞了一团棉花一样说：我以为这里边生孩子呢，操，原来这哥们晕车。

此时我已经吐的呕心沥血，肝胆相照。擦干净了嘴巴走出来，出门看见尿急说话的路人，蔑视的说：你妈×生孩子，边生边吐啊。

他捂着裤子尿急，腾出来一只手打开门，捂着鼻子，想奔进厕所里，一脸洁癖的表情感慨地说：恶心死了，现在的人真没素质，硬是把厕所吐成了菜市场，还有一股难闻的大葱味。

我听到他说恶臭的大葱味，转身又想吐，无奈他挡住了厕所门，一口淡黄色的酸水吐在了他衬衫上，我抱歉的帮他擦着身上的赃东西，尴尬地说：不好意思，弄脏了，您先赶紧进去尿吧，憋着怪难受的。

他呆愣了几秒钟，站在门口一动不动，仿佛晴天霹雳，咬牙切齿地看着我，扶了扶眼镜，甩开我的手，径直走出厕所，从他叉开的双腿之间，和名贵西裤新画出来的地图上看，我知道，他已经尿完了。大家只能感慨他也是性情中人。

车厢里的服务生找了一个木盆给我，配送了一个女列车长专门盯着我，以我本来的身体素质，虽然是第一次坐火车，也不至于吐的这么惨烈，那个撕心裂肺的晚上，吐得满脑袋的金星，因为那个女列车长样貌也太难看了，看她一眼就吐的更厉害。

我不敢去看她的脸，抱着木盆说：你看都大半夜的了，你也洗洗睡吧。

她说：不行，这么多年你是首例晕车这么严重的，我们领导给我的行政任务，领导说坚决不能让一个客户死在我们车上，对我们的声誉极其不好，到时候爆出去，新闻都没法写，不知情的还以为我们××铁道部门把你给恶心死的，以防万一，让我盯着你。

我说：这是什么理由？

她说：主要是怕你吐死。

我说：找你来，肯定是怕我吐不死。

她执著的蹲在我身边，无辜的看着我，眼睛里含着泪水，我说：好了，好了，我知道是领导让你来的，这是行政任务，生死是小，声誉是大，虽然一般情况下行政部门都没有什么声誉，我也不想你为难，你不回去也行，你往暗地里蹲着去。别让我看见你，我这人害羞，慢慢我就习惯了。

呕吐的状态鬼哭狼嚎的持续到凌晨三点，我的身体彻底虚脱了，僵持着身体爬到了上铺去睡觉，当我闭上眼睛，突然发现这节车厢里的乘客都起床轰轰烈烈地去吐了。

 

到深圳的时候是第二天下午，第一印象是这个城市真黄，没有刮风，没有云，阳光却刺不透这座城市的上空。在这里，不是黄河水，更比黄河黄。

我大表哥阿辉穿着一身光鲜亮丽的ARMANI西服，袖口赫然打着“中国制造”的世界品牌，脖子里系着一条灰色的领带。和我预想的仅有一点点出入，就是我来的时候母亲告诉我阿辉刚从监狱里出来，我到深圳的时候，他是刚被关进监狱里。所以见到阿辉是在我到深圳一个礼拜以后。

他开着一辆早该报废掉的本田CBR250摩托，载着我到郊区的一个县城里，摩托车排放的尾气在107国道上拉了一条长长的黑色尾巴，久久不能散去，就像一道风景一样迷人。

迷的人无法看见一米外的路况。

大概跑了五十公里的路程，我们已经处在荒村野店，傍晚在一家汽车旅店里住下来。阿辉和店里的老板很熟，我们在旅店旁边的一家店里吃了一顿烧烤，阿辉说：你刚出来，还不懂，今天就先委屈兄弟在这里住一个晚上，明天哥带你去潇洒，从今天起，昂首挺胸做人，以后哥罩着你，你甭看有些人人五人六的，这地方活的没他妈几个像人的，这地界简直就他妈×地狱，所以这里最出名的酒楼就是“添上人间”，这个城市才变得完美。

我说：大表哥，咱们都是自己人，不用破费。

他拿着肉串，喝了一口啤酒说：你这是看不起你哥，你哥可是道上混的人。你还是处男吧？明天我们就去“添上人间”，哥请客，让你长长见识。

第二天阿辉喊了他的两个兄弟，四个人骑着三辆早该报废的摩托车，在一栋“人间”的酒楼前停下，气势恢弘，磅礴，未见其人，楼前已经烟雾弥漫。刚刚停稳，阿辉指着那栋红色的大楼说：看见没，这家店就是哥们罩的。

两个保安走过来说，这里是路虎和宝马X7系以上的SUV停车专区。

阿辉怒目凝望着那两个保安，说：你们新来的？知道我是谁吗？

两个保安无辜地摇了摇头。

阿辉无奈的挥了挥手，指着保安的鼻子说：我今天不跟你一般见识，那你告诉我，我们的车应该停在哪？

保安指了指半公里外的一片空地上说：那边有员工停车专区。

我们停好了车，阿辉拿了一把锁链把三辆摩托车锁在一起，然后步行半公里走进了那家酒楼。在那里我见到了那个我曾经对她说“想干”的女孩，她在“人间”酒楼里当小妹，她见到我的时候已经不会羞涩，仿佛初次见面，也许是那天我们去的一伙人都长的比较难看，没几个像人样的，她总是黏在我的身边。

她说：你还记不记得我叫什么名字？

我说：我想想。

她提示说：什么东西出淤泥而不染？

我说：想出淤泥而不染，那也得先有淤泥才行，你们这里全剩下花了。

我们两个回到房间里，我依然感觉到有些尴尬，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好。

她坐在那里，深情款款的看着我，就像很多年前在班级里我含情脉脉的看着她，她突然开口打破沉默，低头说：想干吗？

我说：不想。

她说：我们这里有规矩的，内地来的本来就差着行情，不干，就坏了规矩，你不要让我下不了台。

我说：我想干的时候，你让我直接下了台。

她说：现在又没有老师，我又不会打你的小报告，你不是一直都想干嘛，怎么……

我没有说话，气氛突然又尴尬了起来。

她沉默了一会说：你是不是不想干了，难道你嫌弃这一切都太晚了？

我说：不是，是我想干的时候太早了。

她脱光了衣服，在床边坐下来，说：你表哥已经交过钱了，包夜的，八个小时，我们是受到过专业训练的，我就躺在这，你想干了，就爬上来。叫床的声音，节奏，姿势，你都可以订制。你要是害羞，就脱光了躺下来，我爬上去。

我说：你干这行多久了？

她憧憬着美好的未来说：两年前考上了大学，我在附近的校区读书，学服装设计，在这里“勤工俭学”，找个业余的兼职，我算了一笔帐，等我大学毕业了，赚够了钱就回家给爸妈开个服装店，现在大学毕业生也就那么回事，工作不好找，家里又没关系，没背景，在外边读完书都没脸回去。每天晚上500块，只要我勤劳一点，几年加在一起，又不用问家里要学费，这样以来，在这里工作，赚的都是他们有钱人的，局长、厅长、检察长的公款，发票都是“公务费”，和这里的常客结交绝对是权贵，正好创业工作两不误，现在有政策鼓励创业，一毕业就能当老板，在我们镇上直接就奔小康了，又给国家减轻负担，还能实现梦想，你说等我的服装店开张的时候，你会不会去？想起来就觉得特幸福，特开心。

我突然想起来这个我心仪已久的姑娘叫红莲，我说：红……

此时说出她的名字都让我难以启齿，我让她把衣服穿上，阿辉从另一个房间里闯进来，一把拉住我的手，看了一眼赤裸躺在床上的红莲，邪恶地笑着说：这么久还没完事。

他拉住我的手，把我推到门外说：隔壁那个婊子够骚，扭动的小蛮腰特带劲，哥们都射了两炮了，你去试试，你哥我受不了，这个交给我来收拾，你去隔壁。

红莲微笑地望着我，那一刻她的笑容特甜，特幸福。

一个月后我找了一份送快递的工作，一年以后我回到了老家的镇上，镇上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以前的老街都正在拆迁，我们家门前的墙壁上用红色的油漆刷了一个血红色的“拆”字，被一个红色的圆圈包围在其中，一个横杠将其分开。下水道里的水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变成了黑色，泛出一股永远无法散去的恶臭，顺着沟渠流向远方，以前的老住宅区都规划成了工厂，一根一根巍峨耸立的烟囱竖立在这片天空下，整齐的摆放成一排，有组织，有纪律的列成蓝图一样的阵形，雄伟，壮观。

2010年10月，应届毕业生六百五十万人失业，很多的老朋友撑着面子在朱集镇团聚，阿城在家里承包了鱼塘，隶属于我们乡镇的龙头企业，阿黄毕业后在镇里当了派出所的警员。

整个小镇也已经被拆迁的横七素八，只有阿黄家的房子一直都没有拆，依然耸立在那里，不要误会的是并不是因为他是派出所里的公干，而是他们家太具有文艺气息，以至于拆迁队都不想再动手拆房了，无论怎么拆都等于免费做家政。

吃饭的时候父亲没有吭声，第二天父亲睡到了中午才起床。我问父亲：为什么今天没有去湖边抓蛤蟆？

他说：蛤蟆？我们镇上早已经没有了蛤蟆。

 

当我们再次聚到一起，阿城说了一个比喻句，此时我才发现，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比比喻更加逼真，那天阿城看着远处跑过的一条瘸狗说：“我们真他妈像一条狗一样在活着。”（文/郭敖发于《80后》杂志，转载请注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