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结构纷乱”的佳作集
——读胡安·鲁尔福的《燃烧的原野》
文/张超
“圣加夫列尔从浓雾中冒了出来，为晨露润湿。夜里，云雾要寻找人的热气，就在村子上头过了一宿。”作为《燃烧的原野》中的第一个作品，《清晨》的开头充满诗意。然而，接下来读者看到的是乱伦、暴力、死亡。短小的篇幅放大了强烈的反差。叙事与讲述穿插，两条线并行的写作手法，带来别样的阅读体验。以清晨开头，以清晨结尾，一切似乎还是原样。《清晨》的创作手法与主题似乎为整个作品集奠定了基调。
墨西哥作家胡安·鲁尔福被誉为“拉美新小说的先驱”，与奥克塔维奥·帕斯、卡洛斯·富恩特斯并称墨西哥文学20世纪后半叶的“三驾马车”。其短篇小说集《燃烧的原野》和中篇小说《佩德罗·巴拉莫》深刻影响了马尔克斯等众多的作家，被视为拉美文学大爆炸的滥觞。
但《燃烧的原野》与魔幻无关，十七篇作品以纪实的手法写出了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墨西哥农村的落后、贫穷、愚昧、暴力。
1910年底，墨西哥爆发了大规模农民起义，国家陷入长期的动乱。虽然1917年通过了被誉为“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资产阶级宪法之一”的新宪法，但混乱的政局、动荡的局面一直持续到三十年代。与小说集同名的《燃烧的原野》通过九个片段，描写了墨西哥大革命的杀戮、劫掠、无原则的暴力，无理想信念的盲动。起义军烧毁了一个又一个庄园和等待收割的玉米、甘蔗林，整个大平原“成了一大块火炭”。他们夷平村庄，强抢妇女，把各处的牲口杀了做起贩卖牲畜皮的生意。起义军首领佩德罗·萨莫拉喜欢一种“斗牛”的游戏，他用短剑当牛角，让被俘的政府军士兵当斗牛士，供他虐杀。他们“把恐怖播撒在大平原的四方”，这样革命了五年，唯一的成果“是给自己制造了众多的敌人”。而政府军也一样，对起义军大开杀戒，残杀伤员。杀戮对杀戮、暴力对暴力，双方都是残暴的凶手、暴力泛滥的推手。
1927年，因宗教问题墨西哥爆发了“克里斯特罗战争”。《那个夜晚，他掉队了》只一笔带过这个历史背景。费里西亚诺·鲁埃拉斯是起义的基督军中的一个孩子，因为犯困睡着了而掉队，当他醒来赶到山口时，看到原来同行的两个叔叔已被政府军士兵吊在树上。政府军士兵们正在等着抓捕他。他们说明天他还不来的话，“就把经过这里的第一个人干掉，那就算完成任务啦”。为了完成任务，政府军士兵可以毫无人性地滥杀无辜、冒领军功。
据《墨西哥史话》记载，1911年底，提出“土地归还原主”的马德罗在起义后担任总统，但他没有履行革命承诺实施土地改革。1917年后，卡兰萨、奥布雷贡等几任政府虽然先后实行土地改革，给无地农民分地、发展集体村社制，希望发展农村经济，但收效甚微，封建大庄园反而继续扩张，到1930年，大地产项目15500个，是1810年独立运动前的3倍多，到1935年，没有土地的农民还高达70%多。三农问题依然是国家发展的最大短板和巨大障碍。《我们分到了土地》是集中的名作。革命后农民得到的是“烫得像饼铛似的”“硬牛皮”样的旱地，根本无法耕种。农民想要靠近河边的肥地，政府官员根本不听他们的诉求和解释，理由很充分：“谁也没跟你们说会给你们灌溉地啊。”地是分了，但是农民的心更荒了。《科马德雷斯坡》也与分地有关。科马德雷斯坡的大部分土地平分给了六十个住户，但随后又被“不要脸的”地痞无赖托里柯兄弟霸占了，大家只得远走他乡。然而，恶人还须恶人磨。先是奥迪隆·托里柯被邻村的人杀了，同样是无赖的“我”又杀了雷米希奥·托里柯。托里柯兄弟作恶多端，死有余辜。但是，再也没有人回到科马德雷斯坡。一个没有法治只有恶势力的乡村永远没有前途。
在《卢维纳》中，山村卢维纳的青壮人口都外出谋生了，只有剩下少数的老人、妇女和孩子，整个村庄死气沉沉，连狗都死光了。这是一个让优伤筑了巢的地方，也是一个被政府遗忘了地方。政府只在一种情况下想起它，那就是追捕某个在山下犯了事的孩子，一直追到村里，把人干掉。政府的母亲是祖国吗？在卢维纳人心中，“政府是没有妈的。”在这里，作者不小心暴露了自己。他急切地想揭露农村日益凋敝破败的原因。《地震的那天》写的是地震后，政府官员不是来救灾，而是借救灾之名来大吃大喝，发表一通废话空话完事，结果村里除了倒贴四千比索的招待费外一无所得。作者以讽刺的手法写活了州长等政府官员的丑态。
“老汉往后退着步子，直到碰到一堵断墙，然后就靠在那里，但没把背上的重负放下来。尽管两腿发软，他也不愿坐下来，因为要那样的话，他就抬不起他儿子的身体了。”我觉得《你听不到狗叫》是本书中最有温情的一篇作品。一个坏蛋儿子被人打得要死，父亲去救他，背着他去求医，最后儿子在他背上死去。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故事，作者的笔触也很克制，书写很冷峻，那仅有的一点温情也很吝啬，就像头上冷冰冰的月亮。人性的复杂与善良充分体现在父亲恨铁不成钢的怨懑、却又无法割舍的父子情中。
《玛蒂尔德·阿尔坎赫尔的遗产》也是讲述父子关系的，但与《你听不到狗叫》不同，这里的父子是真正的仇人，儿子不是未来，父亲也不是源头，他们天然对立。这似乎隐喻着墨西哥被殖民与争取独立的历史。马尔克斯称《玛蒂尔德·阿尔坎赫尔的遗产》是“一篇结构纷乱的杰作”。他说读了这个短篇之后的一年多时间里，他再也没法读其他作家的作品，因为他“觉得他们都不够分量”。
其实，从《燃烧的原野》到《佩德罗·巴拉莫》，“结构纷乱”是鲁尔福小说的共同特点，其背后是现代主义创作技巧的应用，是鲁尔福在小说创作形式上的探索与创新。卡洛斯·富恩特斯在《勇敢的新世界》一书中高度评价鲁尔福。他称鲁尔福是“最终的小说家”，说鲁尔福“开启了一种小说的现代性”。
片断化叙事是鲁尔福小说的一大特点。《燃烧的原野》中的作品多以截取的数个片断成篇，作者抽离他认为多余的部分，或有意舍弃部分情节，让读者去补充去再创作。有的情节略而不写，作者可以在作品更加突出重点情节或想要呈现的情节，达到以细致刻画取代浓墨涂抹的效果。他的作品没有说教、没有大道理，只有故事。多重叙述是鲁尔福小说的另一特点。一个作品中有二个或多个讲述主体，或者一个讲述主体从不同的维度讲述一件事情。如《清晨》中，作者是讲述人，作品中的放牛人老埃斯特万又是一个讲述人。鲁尔福作品的第三个特点是打破了物理时间的线性顺序。在鲁尔福的作品中，读者几乎看不到从0到1的平铺直叙。故事时间就是一块橡皮泥，插叙倒叙补叙的运用让他想把时间怎么捏就怎么捏。如《求他们别杀我》第一个片断的开头就写胡文西奥·纳瓦叫他儿子去求上校别杀他，后面再写他被抓及被抓的原因。这样，作者写作的空间就更大，叙述的角度就更自由。这些手法的运用增强了小说叙述的跳跃性，增强了作品的厚度和容量。
《浪漫墨西哥》一书中评价鲁尔福的作品“均带有浓厚的原型意味和《圣经》喻意，这些或许正是后来以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作为代表的享誉世界的‘魔幻现实主义’风格的先声。”马尔克斯本人也说，对鲁尔福作品的深入了解，使他终于找到了为继续写他的书而需要寻找的道路。
读胡安·鲁尔福的《燃烧的原野》:一部“结构纷乱”的佳作集
一部“结构纷乱”的佳作集
——读胡安·鲁尔福的《燃烧的原野》
文/张超
“圣加夫列尔从浓雾中冒了出来，为晨露润湿。夜里，云雾要寻找人的热气，就在村子上头过了一宿。”作为《燃烧的原野》中的第一个作品，《清晨》的开头充满诗意。然而，接下来读者看到的是乱伦、暴力、死亡。短小的篇幅放大了强烈的反差。叙事与讲述穿插，两条线并行的写作手法，带来别样的阅读体验。以清晨开头，以清晨结尾，一切似乎还是原样。《清晨》的创作手法与主题似乎为整个作品集奠定了基调。
墨西哥作家胡安·鲁尔福被誉为“拉美新小说的先驱”，与奥克塔维奥·帕斯、卡洛斯·富恩特斯并称墨西哥文学20世纪后半叶的“三驾马车”。其短篇小说集《燃烧的原野》和中篇小说《佩德罗·巴拉莫》深刻影响了马尔克斯等众多的作家，被视为拉美文学大爆炸的滥觞。
但《燃烧的原野》与魔幻无关，十七篇作品以纪实的手法写出了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墨西哥农村的落后、贫穷、愚昧、暴力。
1910年底，墨西哥爆发了大规模农民起义，国家陷入长期的动乱。虽然1917年通过了被誉为“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资产阶级宪法之一”的新宪法，但混乱的政局、动荡的局面一直持续到三十年代。与小说集同名的《燃烧的原野》通过九个片段，描写了墨西哥大革命的杀戮、劫掠、无原则的暴力，无理想信念的盲动。起义军烧毁了一个又一个庄园和等待收割的玉米、甘蔗林，整个大平原“成了一大块火炭”。他们夷平村庄，强抢妇女，把各处的牲口杀了做起贩卖牲畜皮的生意。起义军首领佩德罗·萨莫拉喜欢一种“斗牛”的游戏，他用短剑当牛角，让被俘的政府军士兵当斗牛士，供他虐杀。他们“把恐怖播撒在大平原的四方”，这样革命了五年，唯一的成果“是给自己制造了众多的敌人”。而政府军也一样，对起义军大开杀戒，残杀伤员。杀戮对杀戮、暴力对暴力，双方都是残暴的凶手、暴力泛滥的推手。
1927年，因宗教问题墨西哥爆发了“克里斯特罗战争”。《那个夜晚，他掉队了》只一笔带过这个历史背景。费里西亚诺·鲁埃拉斯是起义的基督军中的一个孩子，因为犯困睡着了而掉队，当他醒来赶到山口时，看到原来同行的两个叔叔已被政府军士兵吊在树上。政府军士兵们正在等着抓捕他。他们说明天他还不来的话，“就把经过这里的第一个人干掉，那就算完成任务啦”。为了完成任务，政府军士兵可以毫无人性地滥杀无辜、冒领军功。
据《墨西哥史话》记载，1911年底，提出“土地归还原主”的马德罗在起义后担任总统，但他没有履行革命承诺实施土地改革。1917年后，卡兰萨、奥布雷贡等几任政府虽然先后实行土地改革，给无地农民分地、发展集体村社制，希望发展农村经济，但收效甚微，封建大庄园反而继续扩张，到1930年，大地产项目15500个，是1810年独立运动前的3倍多，到1935年，没有土地的农民还高达70%多。三农问题依然是国家发展的最大短板和巨大障碍。《我们分到了土地》是集中的名作。革命后农民得到的是“烫得像饼铛似的”“硬牛皮”样的旱地，根本无法耕种。农民想要靠近河边的肥地，政府官员根本不听他们的诉求和解释，理由很充分：“谁也没跟你们说会给你们灌溉地啊。”地是分了，但是农民的心更荒了。《科马德雷斯坡》也与分地有关。科马德雷斯坡的大部分土地平分给了六十个住户，但随后又被“不要脸的”地痞无赖托里柯兄弟霸占了，大家只得远走他乡。然而，恶人还须恶人磨。先是奥迪隆·托里柯被邻村的人杀了，同样是无赖的“我”又杀了雷米希奥·托里柯。托里柯兄弟作恶多端，死有余辜。但是，再也没有人回到科马德雷斯坡。一个没有法治只有恶势力的乡村永远没有前途。
在《卢维纳》中，山村卢维纳的青壮人口都外出谋生了，只有剩下少数的老人、妇女和孩子，整个村庄死气沉沉，连狗都死光了。这是一个让优伤筑了巢的地方，也是一个被政府遗忘了地方。政府只在一种情况下想起它，那就是追捕某个在山下犯了事的孩子，一直追到村里，把人干掉。政府的母亲是祖国吗？在卢维纳人心中，“政府是没有妈的。”在这里，作者不小心暴露了自己。他急切地想揭露农村日益凋敝破败的原因。《地震的那天》写的是地震后，政府官员不是来救灾，而是借救灾之名来大吃大喝，发表一通废话空话完事，结果村里除了倒贴四千比索的招待费外一无所得。作者以讽刺的手法写活了州长等政府官员的丑态。
“老汉往后退着步子，直到碰到一堵断墙，然后就靠在那里，但没把背上的重负放下来。尽管两腿发软，他也不愿坐下来，因为要那样的话，他就抬不起他儿子的身体了。”我觉得《你听不到狗叫》是本书中最有温情的一篇作品。一个坏蛋儿子被人打得要死，父亲去救他，背着他去求医，最后儿子在他背上死去。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故事，作者的笔触也很克制，书写很冷峻，那仅有的一点温情也很吝啬，就像头上冷冰冰的月亮。人性的复杂与善良充分体现在父亲恨铁不成钢的怨懑、却又无法割舍的父子情中。
《玛蒂尔德·阿尔坎赫尔的遗产》也是讲述父子关系的，但与《你听不到狗叫》不同，这里的父子是真正的仇人，儿子不是未来，父亲也不是源头，他们天然对立。这似乎隐喻着墨西哥被殖民与争取独立的历史。马尔克斯称《玛蒂尔德·阿尔坎赫尔的遗产》是“一篇结构纷乱的杰作”。他说读了这个短篇之后的一年多时间里，他再也没法读其他作家的作品，因为他“觉得他们都不够分量”。
其实，从《燃烧的原野》到《佩德罗·巴拉莫》，“结构纷乱”是鲁尔福小说的共同特点，其背后是现代主义创作技巧的应用，是鲁尔福在小说创作形式上的探索与创新。卡洛斯·富恩特斯在《勇敢的新世界》一书中高度评价鲁尔福。他称鲁尔福是“最终的小说家”，说鲁尔福“开启了一种小说的现代性”。
片断化叙事是鲁尔福小说的一大特点。《燃烧的原野》中的作品多以截取的数个片断成篇，作者抽离他认为多余的部分，或有意舍弃部分情节，让读者去补充去再创作。有的情节略而不写，作者可以在作品更加突出重点情节或想要呈现的情节，达到以细致刻画取代浓墨涂抹的效果。他的作品没有说教、没有大道理，只有故事。多重叙述是鲁尔福小说的另一特点。一个作品中有二个或多个讲述主体，或者一个讲述主体从不同的维度讲述一件事情。如《清晨》中，作者是讲述人，作品中的放牛人老埃斯特万又是一个讲述人。鲁尔福作品的第三个特点是打破了物理时间的线性顺序。在鲁尔福的作品中，读者几乎看不到从0到1的平铺直叙。故事时间就是一块橡皮泥，插叙倒叙补叙的运用让他想把时间怎么捏就怎么捏。如《求他们别杀我》第一个片断的开头就写胡文西奥·纳瓦叫他儿子去求上校别杀他，后面再写他被抓及被抓的原因。这样，作者写作的空间就更大，叙述的角度就更自由。这些手法的运用增强了小说叙述的跳跃性，增强了作品的厚度和容量。
《浪漫墨西哥》一书中评价鲁尔福的作品“均带有浓厚的原型意味和《圣经》喻意，这些或许正是后来以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作为代表的享誉世界的‘魔幻现实主义’风格的先声。”马尔克斯本人也说，对鲁尔福作品的深入了解，使他终于找到了为继续写他的书而需要寻找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