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以来，上海现实题材的文学创作相对比较薄弱，而写三、四十年代的作品比较走俏，尤其在一批女作家的筆下，刮起了一股怀旧风。这可能有如下几个原因在起作用：一、时代趋向于怀旧，追怀昔日的繁华和布尔乔亚的生活方式或小布尔乔亚（小资）情调。二、写现实题材吃力不讨好：一方面作家的生活与现实多有隔膜，不熟不懂，外面世界真精彩，我伲生活很平淡。即使通过采访去了解，也难免隔靴搔痒，看不到真相，把握不住生活的命脉、社会的命门。在这种情况下，勉为其难去写，会变得很做作很假。另一方面，写现实题材可能触碰禁区，发表时会遇到层层障碍，这也是一个原因。

       但是近几年来这种情况有所改变。今天着重讨论的四部长篇就是证明。事实上还不至这四部，孙颙的《漂移者》、钱景林的《雷鸣时分》和吴崇远的《穿越上海》三部长篇也是。可以說这两年上海现实题材的长篇创作进入了一个丰收期。讨论其成功的经验，或指出其不足，有助于使上海的创作进一步密切与现实的关系，并在思想内涵和艺术创造方面有进一步的提升。

       孙颙在这几年现实题材的创作上是很自觉的一位，可以说起了一定的带头作用。早在写作《漂移者》时，他就明确提出＂写作需要碰一碰当代生活＂。应该说，孙颙历任过的职务，使他比一般作家更具备＂碰一碰＂的底气。但也不是说他就可以闭着眼睛手到擒来或一蹴而就了。需知他几乎有整整十年没有正经写过小说，而是在文学之外的领域去补充鲜活的知识，并且通过＂不务正业＂的非文学的越界写作去思考这个社会，获取新的认知。这样＂碰一碰＂写出了《漂移者》，碰两碰又写出了《缥缈的峰》。这两部作品无论在题材内容上和人物塑造上，都有新的开拓和创新。因为我一再评论过，这里就不再重复了。

       《女红》的创作有所不同，作者程小莹本人就是从纺织厂出来的，而且他在接受采访时承认马跃这个人物身上有他本人更多的影子，这都表明这个题材对他而言是熟门熟路的，根本无需去深入生活一番。其实在世纪之交他就具备写此题材的可能，但缓这十几年也好。酒需要发酵，好酒都是陈酿，写作先要烂熟于心。那么《女红》这瓶陈酿是怎样的酒呢？

       从90年代中期到本世纪初，中国有过大范围长时间持续性的企业无责任解聘行动。在前后十年中，全国超过6万家国企，共2750万（2011年全国总工会公布数据）在编员工被强制性取消企业负担95％的社会保障性义务离开了工厂。这就是＂下岗＂。程小莹的《女红》就是以上海首当其冲的纺织厂工人下岗和再就业为题材，来反映经济转型中工人付出的代价和他们的自救行为。（上海纺织业共有55万工人下岗）我还没有看到过如《女红》这样站在工人的立场上并如此生动真切地表现这一严峻现实的小说。在时间跨度上，《女红》写了自80年代到90年代的工厂生活。小说一上来就写＂砸锭＂＂壮举＂，这说明它关涉到一个中心事件。然后在时间上往前和往后延伸，往前写80年代的工厂生活，往后写一部分工人自谋出路，另一部分工人在厂长秦海花的带领下集体再就业。小说中的主人公之一马跃成了＂无业人员＂，但他有音乐方面的才能，在舞厅、夜总会里拉大提琴谋生，他还向从事修琴行当的清洁工＂大背头＂学习乐理，并组织小乐队去前妻秦海草的酒吧驻场演出，圆了他的音乐梦。秦海花的丈夫高天宝是六级电工，主动下岗后日子反倒过得风生水起，到处有工程聘他，收入大大超过纺织厂，但男人手头富裕了也不全是好事。宝宝阿姨开了个洗头房，实际上染指色情行业。上述几个都算是在社会上混出名堂的，更多的下岗工人日子却难过。作者显然经过考量，无意于加大小说的尖锐度，所以对后者虽有所涉及却沒有加以展开。厂长秦海花与工人一起下岗，她放弃了个人有更好出路的机会，心心念念想着厂里的下岗工人们，与他们共患难，想方设法带领他们再就业。她利用工厂剩余的有限资源，办起了＂布房间＂、＂敬老院＂、＂健身中心＂等。小说塑造了这一出身工人世家、劳模家庭的工人干部形象，令人感动。这个形象在现实生活中可以找到原型（也是一位纺织厂的女厂长，后任纺织工业博物馆馆长），但像她这样不趁机捞一把反而带头下岗并处处为下岗工人着想的国企干部可谓凤毛麟角，属于没有之一。

       下岗和再就业不是小说内容的全部，小说还包括了对＂青春和工厂＂的抒写，与工人失去工厂的严酷现实构成了对位的结构。小说写了一群充满青春气息的少男少女，他们在工厂车间里的劳动生活，在夜校里提高文化的学习生活，和在文艺小分队里充满＂文艺腔＂的文艺生活，以及在这种多声部的生活中滋生的男女情爱或嬉戏打闹，凡此使工厂成为他们散去又聚合的＂乐园＂。或者換一个角度说，大家都是为了寻一点开心的事，好让这工厂的日子多一点乐趣。当然像他们这种出类拔萃的青年或有文艺细胞的人只占工人中的少数，小说侧重塑造了这一类男女青年的形象。如秦家一对姐妹花秦海花和秦海草、北风、石榴等女青年形象。空调工马跃、厂校教师薛晖、干部李名扬等男性形象也刻画得很生动，马跃更是拈花惹草招女人喜欢的情种。当年＂热气腾腾、五味杂陈、脍炙人口＂的工厂生活，因下岗而渐行渐远后，成了美好的回忆和逝去的青春。＂文艺小分队曾经像工厂上空的一片彩云，把那些青年笼罩在欢乐底下；后来工厂消失了，工厂上空的那一片彩云也消散了＂。这种回溯在小说中成为最有意味的部分，犹如＂致我们已经逝去的青春＂，很有点诗意。作者用小说的叙事艺术浓墨重彩地抒写了他的工厂情结和青春期记忆，关于男人和女人们有点暧昧的故事，与下岗内容构成一种对位结构。如同在复调音乐中两个独立的旋律同时发声并且彼此融洽。它使我们沉浸在一片关于工厂的记忆里，像一个海，波涛汹涌，然后＂光芒消失了⋯⋯工厂，也没有了＂。正因为小说在另一个旋律里充分展示了工厂生活的色彩、节奏和氛围，写出了工厂对于工人的重要和工人对工厂的依赖，因此有力地反衬失去了工厂和赖以生存的工作，对工人意味着什么。

       就小说的题材而言，它似乎应该属于宏大叙事一类，因为它正面描写了下岗和再就业，涉及到90年代以来的经济转型，但另一方面它又以更多的篇幅写了工厂的日常生活和男女青年的故事，7章42节多半写了一组又一组两两相对的人物遇合和交集，没有严格按照统一情节来贯穿、发展和演进，也沒有大的场面的铺叙，大量依靠琐屑的细节（80多个）来叙事，形成了疑似宏大叙事实为小叙事的独特风格。起先我认为最后一节应该有一个新成立的工贸集团开张的仪式，但当我确定其叙事方式后，也就释然了。

       作者在对工厂生活的抒写中常常提取出某些隐喻，如：＂在工厂，男人像一只螺栓，旋入一只螺孔里；女人像一只螺母，旋在一只螺栓上。＂写空调工马跃认为，他的工作就是为工厂做人工呼吸，为女人做人工呼吸。但他沒有想到的是，工厂也是要死的；他再为工厂做人工呼吸时，工厂也有救不活的时候。马跃演奏大提琴时，总是把大提琴金属支撑棒的高度，调整到和一个女人的躯体相仿。他和北风约会，用的是＂绷绒线＂的說法。如此等等的隐喻，都为《女红》这部长篇小说涂抹了一层粉红的底色，而非冷色调的肃穆严峻。

       上海现实题材的文学创作，在目前属于温和现实主义一路，体现了上海城市温情主义的一贯风格。《雷鸣时分》、《穿越上海》皆是，我曾分别写过评论。溫和现实主义是上海创作的特色，但如果同质化，也可能成为一种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