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因一家出版社之约，我曾先后主编过《中国现代散文欣赏辞典》和《中国现代短篇小说欣赏辞典》，选编了许多名家名作，也约请了一些名家写了赏析文章。在编散文卷时，沈从文先生刚刚驾鹤西去，我选了他的美文《桃源与沅洲》和《常德的船》，汪曾祺先生自然也是必选对象，我选了他的《桃花源记》。至于谁来写沈先生散文的赏析文章，我不假思索地就想到了汪先生。一则因为沈与汪在西南联大有过师生之谊，二则是他们在性情和文风方面颇有相近之处。于是我就不揣冒昧地提笔约请汪先生，虽然他当时在小说散文方面佳作迭出，名声已如日中天，但凭直觉，我还是很有把握的。

    由于我的约稿信错寄到中国京剧院，而汪先生“实在北京京剧院”，“信经转递，乃至迟复”，明明是我的错，他却道“甚歉”。对我选了他的散文《桃花源记》表示“深感荣幸”，对我的约稿答应“可以试试”。一个月后他就寄来了两篇赏析文章，并附一信，说“我发现这样的文章很难写，就散文谈散文，实在没有多少话好说，只好离题稍远”。所谓离题稍远，是说沈先生是一位“真诚的爱国主义者”，是“真正淡泊名利的作家”，驳斥了当年有人说沈从文的创作“与抗战无关”的论调，说“这真是一件怪事!”。他指出，“沈先生的《湘西》写于抗日战争初期。他在《题记》中明明白白地提出：‘民族兴衰，事在人为’，他正是从民族兴衰角度出发，希望湘西人以及全国人有所作为而写这本书的。”鉴于在沈从文仙逝后，他的名誉尚未彻底恢复，汪先生的“离题”显然是有感而发，其实是十分必要和切题的，表现了一个耿介之士对另一个耿介之士的惺惺相惜，而且有助于对收入《湘西》的《常德的船》的解读。说沈从文淡泊也深得其人格的精髓：“这种淡泊不仅是一种人的品德，而且是一种人的境界”。文学评论贵在知人论世，赏析文章亦然。汪曾祺先生虽然一生以创作为业，要他写评论文章可能有点勉为其“难”，但凭他的学养和深得知人论世的古训，无论是对《常德的船》还是《桃源和沅洲》，他的解析都很到位，能发人所未发，而且处处体察作者隐含的情绪和克制的陈述方式，同时也融合了自己的创作经验。如他在赏析《桃源与沅洲》时说：“这些话说起来很平静，‘若无其事’，甚至有点‘玩世不恭’，但是作家的内心是激动的。越是激动，越要平静，越是平静，才能使人感觉到作者激动之深。年轻的作者，往往竭力要使读者受到感染，激情浮于表面，结果反而使读者不受感动，觉得作者在那里歇斯底里。这是青年作家易犯的通病。”汪先生对散文创作也别有见地，他说散文写作没有一定的模式，否则散文也就不成其为散文了。但他还是大体分为两种。一种是中心突出，结构严谨，起承转合，首尾呼应。那是作者有意为文，写作时是理智的，他们要表达的是某种“意思”，即所谓“载道”，受唐宋八大家的影响。另一种是松散的散文，作者无意为文，只是随便谈天，说到哪里算那里，沈从文的散文就属后一种。显然，汪先生的散文也深得其中三昧。他的赏析文章是对文本真正的细读，而不是满足于形式至上的分析。例如《桃源与沅洲》篇末附注了一行小字：“1935年3月北平大城中”，一般读者都会忽略，汪先生却注意到了，且特地提出来分析：“说明‘北平’也就可以了，为什么要写明‘大城中’？我们从这里可以感到沈先生的一点愤慨。沈先生对于边地小人物的同情，常常是从对大城市的上层人物的憎恶出发的。文章有底有面。写出的是面，没有完全写出来的是底。有面无底，文章的感情就会单薄。这里，对边地小民的同情是面，对绅士阶级的憎恶是底。沈从文先生的许多小说散文，往往是由对于两种文明的比照而激发出来的。”请看，汪先生对沈先生其文其人的洞见多么的深刻和到位，这也是我辈所望尘莫及的。

   《中国散文欣赏辞典》是选文与赏析兼备的散文选，名为“辞典”其实是名不副实的，纯粹是因为当时规定这个出版社只能出辞书，才不得已而为之。尽管如此，还是得到了读者的青睐，1990年第一版起至1993年已连印了6次，达55000册，至于以后的版次和印数我就不得而知了，因为既无稿费也无样书，连第六次印刷的书也是我自购的。因为畅销，出版社在该书第一版刚刚推出不久，又约我主编《中国现代短篇小说辞典》，其工作量自然更加巨大。当时凭一股热情，并得到撰稿人的支持，也就接受了。沈从文和汪曾祺又都是小说大家，自然必选。沈选的是《萧萧》，汪选的是《受戒》，都是脍炙人口、别具一格的名著。《萧萧》的欣赏文章自然还是约汪先生写，他很爽快地答应了，不久就寄来了《读萧萧》。因为文章超过了规定的字数，他附纸说，“如不合用，请退回”。我自然没有退货的打算，便回了一封信，至于信里怎么说的，早已忘记了。他在1990年10月8日写了一封很热情的信，其中写道：“信收到，很高兴。我原担心你1嫌长；2嫌淡，怕你要我压缩重写。你那样看这篇文章，真是知音。前次信上我就说过，这篇文章是很不好写的。我倒真是花了一点功夫。”“散文欣赏辞典能连印四次，真难以想象。我估计小说欣赏辞典也会卖得不错。”汪先生是幽默的，他说手稿上把萧萧做童养媳时的年龄写成了二十岁（应是十二岁），“这个笔误实在岂有此理”，要我代为“乙正”。另外，他还热情建议，封面的画用小说家的字画，或请健在的小说家现画。后来出版社虽然没有遵命，还是约画家画了《萧萧》的图，也算是一种回应了。

    汪先生是声名卓著的文坛大家，他的大家风范是热情、诚恳、谦和，以及为文的洒脱和见解的出类拔萃，而不是耍“大牌”。这仅从汪先生给我的几封信和赏析文章中，就可见出他道德文章的高贵，这在人情稀薄、文风浮躁的目前，尤其显得稀有和珍贵了。是为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