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批评的成绩不能抹杀，但其不足也是明摆着的。按理说，好处说好，坏处说坏，这是文学批评最起码的规矩，但现在常常做不到。这种做不到，细究起来有三种表现：

一曰“庸评”。这是一种尽往好处说，尽说好话的文学批评。这种现象非常普遍，而且有点庸俗，所以姑妄命之曰“庸评”。造成“庸评”的原因是各种各样的：心肠太好，眼界又太浅；碍于情面，怕得罪人；习惯于吹吹拍拍，或受这种不良社会风气的影响；因为评论的对象得过或估计将要得奖，或被领导肯定过，不便指出缺点，等等。即使不痛不痒地说上几句什么地方有待改进的话，也可能被删去，因为有些编辑也有上述通病。更有一些人情批评或有偿批评，不写不行，而有的批评家又很忙，据说只要看看内容提要，便可下笔千言。既然是为了人情或红包，明明是平庸之作，也会被吹上了天。凡此，都可以说缺乏诚意。不诚，也就无信，不能取信于读者，批评的科学性和权威性便大打折扣。

二曰“酷评”。针对“庸评”，于是一些媒体便倡导“酷评”，甚至有“酷评”的栏目和“酷评网”出现。“酷评”包罗万象，从时事、体育、娱乐，一直到文学。“酷”是cool的音译，有冷的意思，“酷评”的倡导者本意是矫枉过正，并以“另类”的姿态相标榜。统观网上和纸上的种种“酷评”，有的确有见解，但往往三言两语，失之简单，有的专从痛处下手，倒也能击中要害，但引人注目的通常是冷酷有余而热情不够的批评。“酷评”者中有不少是普通的读者和观众，促使文学批评走向平民化和民主化，不失为一种新现象。但也有为“酷”而“酷”的，以“酷”为时尚，处处扮“酷”、摆“酷”、显“酷”。 后一种“酷”，多少有点矫情，与其说是为了评作品，不如说是为了自我表现。由于处处要以“另类”的姿态出现，怎么都要反着说，因此并不能实事求是地对待作品。

三曰“骂评”。“酷评”发展到极端，便成了“骂评”。“骂评”有时也能歪打正着，如果所评对象确实到了该骂的地步。但文学批评毕竟不是文学骂评，辱骂不是战斗。批评是要讲道理的，不能骂过算数。文学史上的大家不是不能批评，但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甚至无限上纲，无中生有，怀疑一切，骂倒一切，并以此为荣，沾沾自喜。这种“文革”遗风就令人生厌，不得不使人怀疑其动机的纯洁性，至少有一半是为了哗众取宠，借打倒名人来为自己扬名，借打倒大师欲取而代之。这样的用心不仅缺乏诚意，更近于叵测了，其后果往往是混乱视听，把水搅浑。

批评缺少诚信，严格地说，是批评风气的败坏，是关乎批评者职业道德的问题。批评的目的是与人为善，好处说好，坏处说坏，以明是非，正视听，辨美丑，析善恶，帮助读者理解作品，面对人生，提高其艺术的鉴赏力，同时也可能为作者反思创作中的成败得失提供借镜，从而更上层楼，或开出一条新路。而庸俗的吹捧和一概骂倒，很可能使一些神经脆弱的作者被捧杀或骂杀，使天才被扼杀在摇篮里，而平庸的作品得以彪炳史册。当然，这不仅仅是一个伦理上的问题，还有一个批评标准的问题。历史的转换和社会的转型，常常带来价值失衡的问题。旧的标准被解构了，而新的标准尚未完全建立起来。文学批评如此，其他价值判断也如此。对于“庸评”者来说，他们的标准肯定是过宽，因此一切皆好，你好他好大家好；对于“骂评”者来说，他们的标准倒不是过严，而是过于狭隘，不是过于理想化，而是过于极端化，于是大有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气概。两者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批评标准的混乱。在价值观念多元化的时代，批评可以有不同的标准，不必强求一律，但不管用何种标准，总是要力求实事求是，好处说好，坏处说坏，以诚取信，以理服人。应该倡导诚实的批评、审美的批评和学理的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