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为什么对外又必须采取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的策略呢？

    首先，对于一个存在大量失业和过剩劳动的国家来说，名义汇率升值的作用是不大的，因为升值政策一定会被微观主体的冲销行为(即降低名义工资或者实际工资的行为)所抵消而招致实际汇率的贬值。因此，对于像中国这样一个存在大量过剩劳动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在汇率政策上其实只有非常有限的选择：要么贬值、要么维持既定的汇率保持不变，而升值则是万万不可行的。经常会有人以日元升值促使日本企业增强创新能力为由主张中国也应当通过人民币汇率升值来提升中国企业的创新能力。在这里必须澄清以下事实：第一，日本企业的创新能力其实并不强，日本企业比较擅长的是技术革新；第二，日元升值后，日本企业开始大量对外投资，目的在于寻找低成本的生产地；第三，随着日本企业的大量外逃，日本的经济走向衰退，日本的失业也随之增加。由此可见，企业创新首先在于企业制度和企业生存的环境，而不是在于价格(汇率)的变化。 

    其次，中国是一个缺乏内需又处在经济起飞和高速增长期的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具有十分明显的出口导向性质，而且贸易依存度也非常之高。在此背景下，第一，中国应当尽可能地低估汇率；第二，在今天的国际环境已经不再允许人民币像1994年那样大幅贬值的情况下，中国至少应当保持汇率的稳定，否则规模巨大的贸易部门就会被完全暴露在外汇风险之下。第三，为了保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我们还要坚持现有的人民币汇率定价制度保持不变。只要定价制度变了，保持一种稳定的汇率水平就是不可能的事。虽然经济学家们为汇率定价问题提供了诸多的理论和模型，但是从当今世界的货币体系来看，世界货币的定价权实际上掌控在美国手中。不论是布雷顿时代，还是后布雷顿时代，美元在实际上都充当着世界本位货币的功能，而发行美元的美国则扮演着世界中央银行的功能。在这样的世界货币体系下，除了美元之外，世界其他货币几乎没有什么定价权可言。

    这可以2002年前后世界主要货币的汇率变动来加以说明。在2002年前，基于良好的经济基本面，美国采取的是强势美元政策，于是世界主要货币如欧元与日元，不管它们发行国的基本面如何，在美元强劲的升值走势下，不得不处于长期贬值的状态。但是，在2000年纳斯达克股票市场暴跌、2001年9·11事件和2002年美国大公司财务造假案的连续冲击下，美国经济基本面开始逆转，为了防止国际资本外逃，美国转而采取了弱势美元政策，结果不管欧元区国家的经济基本面如何、也不管日本的经济基本面如何，欧元与日元又不得不走上升值的道路。由此可见，世界货币的定价权实际上是控制在作为世界本位货币的美元主权国美国的手中。当美国单方面地决定改变美元汇率时，世界主要货币发行国除了被动地做出反应，如消极地进行一些市场干预之外，并不能独立地选择本币的汇率水平。所以，我们的结论是，在今天的世界货币体系下，世界主要货币的定价权实际上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变为美国的一种国家主权。在此体系下，中国人民币要想获得自主定价权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人民币与美元脱钩的想法也是不切实际和危险的。

    假如世界货币定价权已被美国掌控，那么让市场力量来决定人民币的汇率水平也是一种幼稚的想法。由于外汇市场不存在商品市场的价格粘性，因此，让市场力量来决定汇价，那么外汇市场上供求关系的任何一种微小变化都会导致汇率波动，从而导致很高的汇率风险。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或许会说我们可以引进外汇的远期交易市场。但是，远期市场在本质上是个不完全的市场，它是建立在对于各种不确定性因素之动态变化预期之上的，所以远期市场基本上是一个风险市场而不是一个定价市场。更加重要的一点是，外汇市场的预期实际上是跟着美国的指挥棒走的，因为在外汇市场投机的人们看重的无非是美联储或者美国财政部发布的各种信息与数据。因此，外汇市场的实际情况是，美国定价、市场跟着美国的指挥棒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