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接到他的电话时，没有一丝意外。我知道，他是早晚会打这个电话的。

跟他认识，是在我情况最糟糕的时候。从南京过来，在一家公司里没呆上半年，就出来了。左思右想，没啥活好干，只好拿着从南京带过来的2万多块钱开始创业——接过一个十字路口西南角由违章建筑改造成的小饭馆（后来不久就拆掉了），一个大学生毕业生干起餐馆的买卖来了。当若干年后，很多人兴致盎然地问我，干饭馆是不是很赚钱，或者要拉我一起做饭馆时，我都很无奈的摇头说，世界上没有包赚的生意。

事实上，如果当时我要赚钱了，就想象不出现在的我会是什么样了。现实是，他当时比我还潦倒，因为，他是个瘸子，一个需要架着双拐的残疾人。而我，毕竟还是个有大学文凭，还能上得厅堂的文化人，大不了就去找工作上班呗。但是，他之前在东蒙老家，开过小车，做过生意，发过比我要多的小财，到北京后，也承包过中巴，但就是赔本，赔到只能在我的小店里用二锅头消磨时间。我不喝二锅头，那时也没有走江湖的经历，因此谈不上有多少共同语言，但还是愿意听他说道一些事。

直到后来，发生了转包给我馆子的那个江苏老乡来问我强要剩余转包费的事后，才我跟他的关系，更进了一步。事实上，这个所谓的老乡，在他经营这个馆子时并没有赚到一分钱，但通过转包给我却赚了外行的我好几千块钱，后来我知道了详细后，就不想把剩余的两千再给他。结果这位在谈转包时一口一个老乡的人，开着车带着一拨人来，显然是来强要钱了。在他们看来，人多对我这个文弱书生来说，应该会很有威慑力的。事实也是如此，面对五六个壮汉，我第一次体会到了恐惧的滋味。也就在这个时候，平素只是在我那里喝闲酒的他，不知怎么的，从后厨里抄出一把菜刀来，来的几位壮汉见架势，仓皇而逃，再也不来催转包费了。

也就因为这个小小的插曲，让始终记得他。后来，也就是10年前了，借了点钱给他，因为那时的他，确实很难，想去给人家打工也不要啊，也就适合去给人家看门，但一般没关系的，谁要一个没户口的外地瘸子看门啊。

再后来，他投奔在北戴河的他姐姐那去了。很快，我也不再弄饭馆了，重新去上班了，住处也频繁变动。慢慢的，相互之间的音讯越来越少。后来，我的手机还换了一次，再后来，我的生活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我也很少再联系开饭馆时的那些朋友们。

不过，我清楚，有些人，肯定还是会相互联系的，只是时机的问题。确实的，今年7月间，母亲还没到北京时，但说好了要来。也就在这个时段，他在某天晚上忽然给我电话，说要还钱，我说都多少年过去了，不谈还的事了。他说那就去北戴河玩吧，我想，母亲没去过北戴河，可以带着去看看的，便应承下来。

等母亲到北京后，跟母亲一说，她也乐意去北戴河转转，我便拨通了他的电话，还说要带两个同事去。其实，去之前还是没有完全放下心来。毕竟一晃十年了，人变没变，难说的。去了以后，就知道了，他还是老样子，只是跟我一样，更乐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