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独特的南方风格

河姆渡温暖湿润的气候，以及鱼米之乡的生活环境，对器物的造型和纹饰的风格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不仅表现在那些鱼、鸟、禾苗、稻谷等内容上显示出南方生活的画面，而且在形态上形成了自己的风格。木质朱红色漆碗呈椭圆瓜棱形，敛口，底有略外撇的圈足，这类技术和文物，是仰韶文化所不具备的，对后世碗的造型产生了积极的影响。陶器则因当地的土质和保存环境，决定其陶器的质地和形态风格，其线条也多流动、变化，柔和、轻巧。康育义为此提出中国南北艺术的差异“就目前认识应当上溯到仰韶和河姆渡”是非常有见地的。他通过半坡和河姆渡艺术进行比较，指出：“前者喜欢对粗犷直线的追求，表现剽悍豪爽的性格以及对浓烈色调的偏爱，后者喜欢对柔和曲线的追求，不尚色彩，表现出温和潇洒和内含的性格，和对清淡素雅风格的喜爱。”[①]南方文化和南方艺术求精求细的特点，南北艺术的差异，在河姆渡文化时代就有了端倪。

河姆渡南方艺术的风格主要表现为线条明快、图案简洁，器面光滑。与半坡遗址中的彩陶浓墨重彩不同，河姆渡人的陶器中很少见到彩陶，而多黑陶，其装饰相对多白描、素雅，显示出他们在周边自然环境的影响下所形成的情趣，显得含蓄、隽永。河姆渡的玉器大都造型简约、风格质朴，但其工艺的精湛，玉质的精细、典雅、柔和，更能体现出南方器物的温润、阴柔的风格。玉璜、玉管等大都器表光洁、圆滑。“双鸟朝阳”表现的对象复杂，构图却相对简洁、明快，线条也较娴熟、流畅，这不仅是熟练的表现，而是久而久之所形成的精细、圆润、别致的风格。象牙圆雕鸟形匕上单线阴刻，简洁概括地表现了猛禽的静态特征。

例外的是木质漆碗的朱红色漆类涂料鲜艳夺目，虽然只有孤零零的一只，却让我们看到了朱红色在中国一直流行的源头。如果说，生活在近两万年以前的山顶洞人用赤铁矿染过穿戴、在尸骨旁撒红粉对红色还更多的是动物性的生理反应，那么对红色的重视、并且赋予红色以审美的一味至少从河姆渡人就开始了，后来形成了中华民族用色的传统特点。

纹饰中常常反映出河姆渡人对线条更为重视，色彩则相对较少，但比起色彩更具有表现力，这既有时代的原因，更有地域的原因，南方风格由此发展。对线条的充分感受与传达是新石器时代的重要特点。李泽厚说：“如果说，对色的审美感受在旧石器的山顶洞人便已开始；那么，对线的审美感受的充分发展则要到新石器制陶时期中。”[②]吴玉贤也说：“河姆渡的艺术作品线条多而色彩少，表现了一种明显的时代倾向，这是积极的因素，说明了手法上的进步。”[③]而河姆渡人对线条更为重视，也更有自己的特色，这就不仅是时代的特征，更有着地域的特点了。与仰韶半坡遗址相比，河姆渡的器型及纹饰早期以直线为主，晚期则更多圆润的曲线。河姆渡的刻划艺术则更多曲线，在生动、传神中体现出南方风格的细腻、柔和、安详等。在陶器的装饰、刻画中，线条艺术别具特色。仰韶半坡遗址的器物多直线、粗硬、多曲折、圭角，粗犷、刚劲。而河姆渡人则在线条中传达着情感，如卷曲线、短线、弧线、圆圈线、波曲线等，使得纹饰的笔触比较流利。

河姆渡器物的造型、纹饰及图案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骨匕中的圆心对鸟图案，我们至今在苗族刺绣上还能见到与它惊人相似的图案。其中的鸟和枝叶、花瓣等植物的纹饰，可以看成是中国花鸟画的最初源头。河姆渡色彩缤纷的玉玦、玉璜、玉珠、玉坠等玉器，对后世的玉器造型和纹饰也产生了影响。造型生动、周身阴刻着圆状纹、且刻纹流利的河姆渡木雕鱼，对后世的木雕艺术的影响也尤为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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