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意险暴利的问题一度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20元一份的航空意外保险，经过中介代理的周转，最终保险公司实际收到的保费平均只有3.7元。在消费者质疑航意险暴利的声音中，一些保险公司却在抱怨由于渠道费用的价格战导致经营风险扩大，甚至有的已经明智地推出了这一“红海”。中国保监会对此的反应是出台新政策，取消统一产品和统一定价，完全放开开发权和定价权。然而面对中介市场的高价费用，仅仅是放开产品开发和定价权，保险公司依然是不知所措。

降低价格、扩大保险责任，是可以平息暴利之说，但是没有一定的中介费用在中介市场就失去了竞争力。航意险从业务初期的销售方式就已经注定了对中介渠道的依赖性，人们更多的购买习惯是与机票同时购买，有的单位甚至可以和机票一并报销。失去中介渠道的竞争力，也就意味着基本上失去了航意险的市场。在维持中介费用不变的基础上，降低保险价格，更是保险公司不能承受的。

保持价格和保险责任不变，便洗脱不清航意险乃至保险公司在百姓中的暴利形象，既不利于航意险健康发展，还甚至破坏保险业的可持续发展。提高价格，更是不可能的选择。

由此，我便在想，出现这样高额的中间费用成本，保险公司与保险中介，谁应该负责任？或者说，谁是“主动方”？无论是保险公司还是任何一家企业单位，都不会希望出现过高的中间费用成本，航意险出现高达80%的中介成本，显然不是保险公司的初衷。从上面的分析，应该可以判断，由于航意险的销售过度依赖保险中介，或者说，由于保险中介在航意险销售中的地位难以动摇，才敢于狮子大张口，将高额的渠道费用强加于保险公司，而保险公司屈于市场竞争压力所迫，不得不逆来顺受，也就是说，保险中介才是“主动方”。

关于从主动方开刀的理论，可比的有这样两个例子。一是行贿受贿。看似行贿方的主动，其实，行贿的人必有所难处，如果不用行贿就能办成，自然不会出此下策。一个简单的道理是，没有人受贿，也就没有人行贿了。现在的受贿方不仅没有在受贿时没有一点脸红亏心，还会主动提示行贿的方式方法，甚或直接索贿。治理的最佳办法是严查严打受贿者。二是卖淫嫖娼。看似先有卖淫者后有嫖娼者，其实，没有需求的市场是发展不起来的，没有嫖娼者的需求，卖淫者也就没有了收入来源，自然会去另谋出路。只打击卖淫，对嫖娼者却手下留情的方式是无法根除问题的。

掐住“主动方”，扼住问题的源头，才是治理的第一要务。回到前面的话题，对航意险的监管政策从治本角度，应该从主动方入手，限制中介费用。一方面，保证航意险健康发展，保证保险公司和保户利益；另一方面，还保险成本以原貌，让利于保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