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我一句话就回绝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邀请我参加一个议论节目的电话，晚上为此多少有一些不安，因为这个节目是关于《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被诉事件的。我的不安在于，在这个时候，作为前新闻工作者和现新闻学教师，没有表明自己的“同仇敌忾”的道义立场。显得比较冷漠。

　　但是，我想想之后觉得，作为一个教师――他们看作是“专家学者”，参加一个广播电视节目也好，接受媒体的采访也好，不是要来简单地表明道义立场的，而是要贡献别人没有的独特见解和独特判断的。如果没有独特的，我为什么要人云亦云？

　　我自从当上这个新闻学教师之后，几乎是媒体每一有事，就会有媒体的编辑、记者打来电话，希望我能参加节目或是接受采访说两句。我如果是他们，做节目，做报道，也只能这么干。但是我明白，我自己的见解，在他们的作品中，只是一种“填充材料”，而我的个性不愿意做任何人的“填充材料”。何况在这个过程中，还会有记者引用不准确的风险。也会有电视或广播节目剪接破碎，前言不搭后语的风险。这一点，我在不久前写的专栏文章《为什么接受采访》里写清楚了。就是那一次，有一家周刊为了李宇春被指抄袭的事采访我，结果，我要求记者一字不得删改，费了很多周折。我知道，这个要求，不是哪个媒体和记者都能够答应下来的。

　　昨天我还谢绝了一个采访，是关于福建地方指责新华社在前不久台风灾害中报道失实的事。记者在电话中一上来就跟我说了他对这件事的认识。我问：“你既然已经有了这样的认识，为什么还要来采访我？你是让我来加强你的论据吗？”记者谦虚地回答：我看得还浅，您可以从更高的层面来认识。”

　　我不见得就一定有更高层面的认识，也怕别人把我推到“高处”去。这就是每当新闻界有事发生时，一个可能被当作“专家学者”的人的处境。

当然，从自身的情况来说，判断力在减弱、对新闻事件也不太敏感了，也是一个原因。我并不是随时准备着记者采访的。有时记者打电话采访对某事的看法，我对这事还不知道呢，需要记者跟我讲清楚。这个时候说说话特别危险。对一件事有独特的判断，我宁愿从容地自己写成一篇评论。有一次，央视东方时空的记者打电话来，我问，你怎么会找到我的？她答：你在我们的专家库里呀！我感到有些可笑：我什么时候答应成为你们的专家了？（当然，没有这么不礼貌地说）。

　　　那么，如此消极的态度，社会责任又在哪里呢？这对我来说的确是一个沉重的、令人不安的问题。作为一个新闻学教师，我总不能是一个没有社会责任感的人吧？就像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被诉事件我总不能是一个没有“行业情感”（有这词吗？）和道义感的冷血动物吧？

其实心里都有。但是，出于一个普通人的自尊、消极与谨慎，我仍然不愿意在这种匆忙和不确定的条件下公开表达自己的看法。我对自己写成的文章都负责任，但对记者引用的话不能负责任，因为记者不见得能对我负责任。

　　作为一个与新闻界有着这么深关系的人，对新闻记者如此消极，这使我非常不安，仿佛对不起自己的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