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 读 达 尔 文 主 义

宁业高

    我们以为到了不得不议议“达尔文主义”的时候了──因为人类与人类所赖以生存的自然界俱已“退化”，并蕴积着“共同走向衰亡”的深重危机；因为制造这种退化和危机的罪魁祸首却正是人类自己，而这些人至今还将他们的行为与后果，仍视为人类征服自然的“胜利”、改造自然的“成果”和人类文明进步的“象征”，甚至奉为人类生存发展的“准则”；因为这些人的某些认识与行为，是与对达尔文主义的理解不无某种直接的或间接的关系；而且达尔文进主义本身，也确实不无值得商榷的东西。达尔文进化论的“最高理论价值”为“生物是进化的”。生物的进化动力来自“人工选择”和“自然选择”，而“选择”则又是通过“生存竞争”来实现的。赫胥黎等作了进一步的发挥：生物界的最大特点之一就是生存斗争。每一物种和其它所有物种的相互竞争，其结果就是选择。生存资源的有限，导致了选择的必然性。

    我们认为，包括人类在内的自然界的各种生物，无论是物种间，还是物种群体间、个体间，在生存过程中会发生各种各样的的矛盾与“竞争”的。然而，同时又普遍存在着各种各样的谐和、协让、辅助和惠予。物种、物群、物体间存在着的竞争，也绝非只遵循着“强者生存”的法则。宇间万物，孰“强”孰“弱”？达尔文并没有也不可能说清楚。恐龙与苍蝇，鳄鱼与麻雀，谁强？狮子撼不动的大树，却亡于那弱不经风的小虫子。蝎子虽小，可杀大象。小草无畏于猛虎枭鹰，却朝夕忧惧弱免小羊；它任百物践踏、啃嚼与摧残，可它生存最多、最广。人类肉搏不仅拼体力，也靠智慧。取胜于战争，靠技术与装备，靠“天时地利人和”。如果说战争是生存竞争意识指导下的一种生存斗争的极端形式与表现，那么一场战争结束了，得以留存的往往都是妇女儿童和老弱病伤残者。

    包括人类在内，宇间万物，是一物服一物，一物伏一物；一物养万物，万物养一物；一物克万物，万物克一物。万物间生生死死，交替互换，乃至无穷。这就是生物的生命链。人类及其人类的种类、群体与个体，都是大自然万物构成的这个庞大生命链中的或巨或细的具体环节，只能安于其中而不可脱离，安则生，脱则死。人“敌”万物，可克万物，而万物俱“敌”人，也能“克”人。“万物章章，以害一生，生无不伤；以便一生，生无不长。”（《吕览》）万物昌盛，人类兴旺；万物不便，人类衰亡！物种间和物种的群体、个体之间的生命存在原则是统一的、和谐的。“相胜相生，相辅相成”、“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才是生物生存的根本法则。那种只强调“生存竞争”“生存斗争”“强者生存”的理论与行为，是片面性的，也是错误性，过分张扬的结果是导致人类无限残害其它生物，甚至人类自身间的血腥相戕。

    人类作为一个物种与万物构成大自然生命链。人类在生物生命链中的地位与作用，是重要的，也是一般的，只存在服从，存在适应，而不许可随意选择。达尔文主义所谓“人工选择”是人类加于自然界的一种说法而已。因为，物质世界即自然界只存在自然的结合与排斥。如果将这种自然的结合与排斥臆化为“选择”，那所谓“人工选择”，也只能是自然界万物选择中的一种选择而已，将“人工选择”与“自然选择”并列起来是不适合的。并列并重论，甚而强调“人工选择”的首要作用，将自然驯养人类与人类改造自然序次颠倒，并强调通过“生存竞争”与“生存斗争”来实现，必将淡化人类对自然的服从观念与适应意识，强化人类与万物的“敌意”，导致人类在与禽兽“斗争”、与大自然“斗争”中采取“绝对无情”的态度，其结果必然是以生态平衡的混乱与毁坏为代价。

    人类在体力上不能称霸大自然。然而在以智慧“战胜”禽兽鱼虫、“征服”风火雨水后，则过分地强调智慧对于生存的作用，开始神化、圣化自己，“人类中心”主义随之而兴。人类中心主义者认为人类应该主宰自然界，称霸万物，任意役使万物，宰割万物，务求“最大自由”与“最大享受”。人类在“驯服”万物之后，续之而来的也就是人类的“窝里斗”──“人类自戕”罪恶之念萌生，并施之于行为，即出现了种族中心主义、群体中心主义与个人中心主义。或因人色、血统、宗系、区域，或因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信仰，或因性别、年龄、职业、趣好......形成“中心”的借口极多，然最基本最“合理”的理由即是“生存竞争，强者生存”。当然，这些并非都产生于达尔文主义之后。

    大自然主义要求一切服从大自然，人类中心主义与大自然主义相悖。人类中心主义的意识与目标是经过“人工选择”达到“万物皆为人用”。群体中心主义、个人中心主义则更贪婪更狭隘：“万物为我（们）所设，人人为我（们）所用。”其畸形恶性的发展则是出现小物细件的暗盗明抢，百里千里的“王道”“霸道”，乃至跨国的殖民与空寇海掠。那些人并不象赫胥黎所推论的那样，是因“生存资料的有限”，他们都有海一般的吞纳欲与蛆一样享受欲的。

“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韩非子》）人类在这种情况下被迫“走”出禽兽、“走”出山林，无疑是人类求生存求发展的一种战略性转移。可后来的人类沿着这条路越走越远了，在农业渔业生产中获得某种满足与快慰、尤其是在工业商业经济发达并从中猎得惊人的刺激之后，人类图谋主宰“自然”，就开始走向反面。现代科技又为那些狂人与糊涂虫者们，丰富与装备了“征服”万物和人类的武器。人类决非大自然万物中绝对的强者和永恒的主宰。大自然的生命链条已经伤痕累累，人类已经和为人类而毁伤的大自然同步走向危机。真正文明的清醒的人类，务必对那些狂人和糊涂虫们当头棒喝，你们那“忘了祖宗、负于自然”“伤害命根，断子绝孙”的种种言行当即休矣！

更可怕的是在人类社会过分强调“强者生存” 的理论或不适当地宣扬“适者生存”的意识，就很难避免导演出“强权政治”“殖民政策”社会行为，“生存”的主观意欲夸张和客观依据混乱，极端自我的人生理念的恶性膨胀，必然导致明抢暗盗、尔虞我诈、腐败恶劣甚至恐怖主义孓生与滋长，必将人类的群体性甚至整体性的人格与道德渐毁渐废，君不见人类文明倒退的脚步已经在加速吗？这究竟是对于达尔文主义的逆孽，还是一种延伸？

21世纪应该是人类觉醒、悔悟和重新寻找共同生存与发展的理论与途径的百年，首先要重新读思达尔文主义。(1996年11月18日写于合肥,发表于１９９６年12 月25 日《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