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文本中最后一句“这是一个幸运者对不幸者的愧怍”，不管过程怎样，解读总是形成较统一的说法了——也即作者杨绛为没有能从精神层面关照老王，为当时未能抚慰无家无真正意义上亲人的老王而愧怍；使作为高级知识分子的一份道德自律和自我检省能越时呈现。

抛开上课本身，这次再听再读，我私心里生发了一些与上课不一定有关，更与知识无关的别样感触。

那就是，一个人吧，是有善良和不善良之分的；然后一个人的善良，又是有大限和小限之分的。

同为善良之人，在特定的情境中，表现会有区别。
有的善，流于“锦上添花”型，自己本已富足，于是行得善，一为心安，二为积名。
有的善，属于“同舟共济”型，自己也不见得富足，行得善，为助人，为积德。
有的善，属于“损己利人”型，自己也困难，但依然能竭尽所能帮助他人，也许自己同是苦行僧。

这三类的善，是有差别的。当为最末者为最上等。但是因为，本身的卑微，这样的善反而会被湮灭不闻。相反，有些善，因为占据的影响力，或者有言说的便利，于是广为人知。

 而在行善的过程中，有时还得受限于一些外在因素。
有技能缺失型，比如有人落水，你有心救，却不会游泳；有财力不足型，比如有人因病致贫，你有心帮，却终究自己财力有限；有生理本能嫌恶型，比如街区有女疯子失态，你有心相助，却心理上本能地直犯恶心，实在凑不上身；有良善装备不足型，比如捐衣捐物，捣鼓些旧货这能行，但要出资新购物件，想想可能选择不掺和了……

同样，由于过程中的有不同的选择，终究体现了善的有限性。

因到文本中的作者与老王，当时正处于特定混乱的恶时代，同样受着特定时代捉弄的身处物质困境的已过六旬的老妇，对于一位生活底层的三轮车夫——长着田螺眼、也许有恶疾、临终又直僵僵像刚从棺材里倒出来的老王，她能给予的善，到底能到怎样的一个度？我想她同样不能免俗，必当受限于自己能有的承担范围，包括物质能力，也包括生理本能的接受度，甚至也受限于自身的心理承受力。杨绛先生愧怍的真实心态和原因，又岂是我们能随便窥知的。

 有时我们在阅读一个文本，在解读一个文本时，已然学会了习惯性的拔高，仿佛在如此拔高的同时，我们自己也能沾光似的，而事实上当事人的真心本意，终究也只是当事人自己才知道的。
再怎样的佐证有时也只是一种臆断和偏见。

而我的诸如此类之感想，当也属同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