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孟孝琚碑》的记载，始于清代末年。这个碑，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九月，在云南昭通东南乡的白泥井马氏舍旁出土，十一月移置凤池书院，现存于云南昭通中学。这个碑不知在马氏舍旁的地里呆了多久，在此之前“未见著录”。

   一块立于一千多年前的汉碑，突然被人发现于一个偏僻的乡村，真是一个了不起的发现。如果不是那个了不起的人及时发现，它还会默默无闻地呆下去的，也许它会被毁坏而不复存在。

我十分钦佩这位发现者，可就是不知这个发现者是谁，查找多时，也是“未见著录”。我每次走在石板路上，总是低着头，看地上是否有未被发现且非常有价值的碑刻。去年我在泰山顶上行走时，就发现了一些刻有文字的铺路石，有的还署有年月。从所署年月看，均为清季。如今人们对明代以后的碑刻不太重视，不注意保护，我担心长此以往，这个时段的碑刻将成为空白。

   我于1993年秋，得一《孟孝琚碑》拓本，其时，喜不自胜。此拓本共十开，拓印颇精，最后一开为新刻于碑上的谢崇基跋语。前年，我又得一册有赵蕃跋语的此碑拓本的影印本，两相比较，我收的这个本子的清晰程度，并不比赵本逊色多少。而且，特别值得高兴的是，我的这个本子，是个比较少见的朱墨拓印本。

   这个碑的上半截已失，所存的是碑的下半截，高一点四米，宽一米。由于未写明立碑年月，同时，孟孝琚其人，在历史上又没有什么影响，距今年代久远，对其身世无从查考，因此立这个碑的确切年代很难认定。从出土至今，八方名家，各持一理。有的认为是西汉年间所立，有的认为是东汉年间所立。不过，现在大多认同谢饮涧之说，为东汉永寿二年。

   为了给这个拓本写几句话，我又找出民国间较有影响的一部考证碑石的书，据说也是《孟孝琚碑》第一次见之于著录的书，即出版于民国年间，方若撰写的《校碑随笔》。既然是第一次，出点差错也是难免的。经查对，发现方氏对此碑的释文，就有几个错字。他将碑的第三行中“攒”字释为繁体“坟”字，“平”字释为“卒”字；第九行中的“非”字释为“匪”字；第十三行中的“平”字释为“采”字。

   当然，方若撰写此书的功绩，主要在于收录了一些诸如《孟孝琚碑》这类发现于清代而未见前人著录的碑。可惜的，在他这本书中，至少还有一个名碑未收录进去，即现在原石已流入日本，刻于后秦的名碑《吕宪墓表》。以上这些，仅供将来修订《校碑随笔》者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