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s13/mw690/001msaROgy6EeGJIJAw3c&690



文献与逻辑的联手

 ——评林奎成《吴三桂与甲申之变》

                      王立群

    历史研究有三种重要的手段：一是文献，二是文物，三是逻辑。如果有新文献或新文物佐证，打开许多历史疑案往往显得非常轻松。如果没有新的文献或文物出现，那么，一些备受争议的话题便往往会一直沉睡在历史中。“吴三桂与甲申之变”即是此类无法破解的话题之一。近三十年来，“吴三桂与甲申之变”没有新文献出现，已有文献被研究者“利用殆尽”。因此，“吴三桂与甲申之变”研究至今没有新的突破。近三十年前的研究成果至今仍被人们沿续着，近三十年前的结论仍然被人们“习惯性”地沿用着。

    历史研究并非一味求新才好。已有结论如果立论坚确，自然无须再标新立异在，即使标新立异亦会遭到学术界的痛殴。但是，历史研究的“结论”如果经不起质疑者的质询，如果存在着诸多疑点，那么，这类研究“结论”就仍有再研究的必要。

如何解决这类无新文献、新文物佐证的历史疑案？只有一种途径，即文献与逻辑联手。依靠研究者的思辩能力，运用逻辑的力量，剔除一些毫无研究价值的文献，再从靠谱的文献入手，得出新的结论。

    文献是关键，逻辑是工具。当然，单纯依靠逻辑判断有时会非常危险，因为历史常常有着研究者所不知道的偶然性。只有文献与逻辑联手才能迸发出强大的力量。

    林奎成先生的“吴三桂与甲申之变”研究，加大了两个方面的用力。一是对已有文献的全面检讨，二是对已有结论的全面检讨。奎成先生的结论是：吴三桂没有降闯！借清兵入关者不是吴三桂！吴三桂降清与陈圆圆了无干系！

    我与林奎成先生有近四十年的深入交往，深知奎成先生的思辨能力之强。

    以往的“吴三桂与甲申之变”研究之所以难于达成共识的重要原因首先是对文献的甄别不严。并非所有文献都可以进入研究者的视野，只有那些可靠的历史文献才能够进入一个严肃的研究者的使用范围。剔除不靠谱的文献是破解这类研究的关键之一。奎成先生为此付出了巨大努力。这是本书新见迭出的重要原因之一。当然，文献的甄别需要多方面的功力，殊非易事。但是，离开了文献的考辨甄别，此类研究定无出路。

    其次是逻辑的力量。逻辑是判断文献真伪的重要手段，但是，逻辑与文献联手可以发挥巨大作用。奎成先生于此下功夫颇深。凭借逻辑力量，此书排除了一些不能使用的文献，廓清了有效文献与无效文献各自的范围，在“吴三桂与甲申之变”研究中第一次较为系统地厘清了研判这一问题的无效文献。这是本书的一大贡献。

    如伪书《甲申日记》。《甲申日记》令当今“甲申之变”研究者最感兴趣的是其书收入五封吴三桂写给其父吴襄的“家书”。在历史书写中，日记、家书往往是最重要最可靠的文献。因此，甲申史研究者一向对此书深信不疑。但是，研究者忘记了一点：日记可以作伪。日记作伪有两种情况：一是日记作者知道自己的日记今后会出版，因此，日记书写时已有刻意的隐瞒与避忌。二是日记本身就是伪作。

    《甲申日记》属第二种。其书载吴三桂的第一封“家书”仅74字：

四月初一日, 吴襄缴到三桂廿二日书, 云: “ 闻京城已陷,未知确否? 大约城已被围。如可迁避出城, 不可多带银物, 埋藏为是。并祈告知陈妾, 儿身甚强, 嘱伊耐心。

奎成先生认为：

四月初一日, 吴襄缴到三桂廿二日书, 云:“闻京城已陷, 不知确否?”这就意味着至少在三月二十二日之前, 吴三桂便已得到了京城失陷的消息。京城失陷于十九日, 二十二日是吴三桂刚刚入关的第三天, 尚在前往永平的途中。自十九日至二十二日, 中间仅隔两日, 通常情况下, 北京至山海关七日路程, 其时大顺军已经控制了京东的通州和顺义周边地面,明朝的驿传机构已经不复存在, 在这样的背景下, 无论如何十九日的消息也不可能在两日之内传递到山海关附近。本文前已考明, 吴三桂三月二十四日到达永平, 二十七日始知“故主已升遐”, 因此得知“京城已陷”的消息, 只能是在二十四日至二十七日之间。其实这封信本身就显出了自相矛盾: 吴襄四月一日收到吴三桂二十二日的来信, 即意味着这封信在途中走了十天。时差之甚, 远逾常规,说明作伪者根本就没动脑子。两日之内, 就得到了至少五天之后

才能得到的信息, 岂不荒乎其唐?

这段辩析何其精彩！所谓吴三桂“家书”，其实不堪细考。仅时间上的差异就可证明这封信不可能出自吴三桂之手，它是一封伪家书。而此前的研究者不作辩析，以伪为真，据此而谈，岂不南辕北辙？此类精彩文字甚夥，不暇细论，读者自可阅读、体味。

    该书对《甲申传信录》真伪互见的辩析，亦为经典之笔。

    本书另一精彩之笔是辩析吴三桂降清与陈圆圆无涉。

    吴伟业《圆圆曲》一句“冲冦一怒为红颜”几成吴三桂因陈圆圆降清的定论。奎成先生此书用了三章篇幅巅覆了这一广为人知的“定论”。文学传播之于历史研究影响之巨可见一斑。历史是书写的。书写的前提是书写者的选择。面对大量“原始”文献，历史的书写者如何选择成了“历史”形成的重要因素。真实的历史并不一定能够被书写下来，书写下来的“历史”亦未必是真实的历史。因为历史从来就很难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它面临着诸多的“第三者”插足。文学即是最具魅力的插足者。因为文学通过形象传播“历史”，它远比历史更强大，更有影响力。因此，人们相信《史记·吕不韦列传》中有关秦始皇生父是吕不韦的记载，不相信《史记·秦始皇本纪》中秦始皇生父是异人的记载。人们相信《史记·赵世家》中“赵氏孤儿”的故事，不相信《史记·晋世家》中“赵氏孤儿”的记载。因为人们更相信那些富有文学色彩的故事。《史记·晋世家》中根本就没有屠岸贾其人！少了屠岸贾，没了程婴、公孙杵臼，历史太乏味了！少了陈圆圆在其中掺和，历史太乏味了！

    历史研究的目的是让人们了解“真实的历史”！因此，用流行的语言表达严肃的学术研究应当成为一种追求。惟其如此，方能使研究成果为更多的寻常百姓认知，纠正文学传播造成的认知混乱。林奎成先生此作在这方面做了有益的探索。比如第九章《子虚乌有的田府家宴》，辩析田府家宴的小标题分别是：辨析之一：田弘遇“年髦”吗？辨析之二：进圆圆于崇祯帝，可能吗？辨析之三：吴三桂当时在北京吗？辨析之四：把田府家宴提前一年如何？辨析之五：避开田府家宴如何？这类标题语言完全不是规范的学术语言，但是，很生动，可读性很强。全书文白相兼、口语与书面语交织、学术语言与流行语言兼用，使本书的可读性远超传统学术研究的语言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