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西晋挚虞开创了中国古代文学总集中文学作品与文学批评合二为一的编纂体例，萧统《文选》打破了这一编纂体例，在文章总集的编纂中仅收录文学作品而摒除文学批评，明确区分了文学作品与文学批评二者的界线。

关键词：文学作品 文学批评 区别

一、两晋文学总集的编纂体例

中国文学总集的编纂始于西晋。挚虞编纂的六十卷的《文章流别集》为《隋书经籍志》断为中国总集之首：“总集者，以建安之后，辞赋转繁，众家之集，日以滋广，晋代挚虞，苦览者之劳倦，于是采摭孔翠，芟剪繁芜，自诗赋下，各为条贯，合而编之，谓为《流别》。是后文集总钞，作者继轨，属辞之士，以为覃奥，而取则焉。” 《隋志》的这一观点亦得到《四库全书总目》的认可：“文籍日兴，散无统纪，于是总集作焉。一则网罗放佚，使零章残什，并有所归；一则删汰繁芜，莠稗咸除，菁华毕出。是固文章之衡鉴，著作之渊薮矣。《三百篇》既列为经，王逸所裒又仅《楚辞》一家，故体例所成，以挚虞《流别》为始。其书虽佚，其论尚散见《艺文类聚》中，盖分体编录者也。” 虽然今之学者因杜预《善文》早于挚虞《文章流别集》，未必全信《隋志》之言， 但荟萃各体文章，加以删汰别裁，且附以系统评论的大规模总集，自当首推《文章流别集》。

《晋书挚虞传》载：“虞撰《文章志》四卷……又撰古文章，类聚区分为三十卷，名曰《流别集》，各为之论，辞理惬当，为世所重。” 《晋书》挚虞本传所谓“类聚区分”，当即《四库全书总目》所谓“分体编录”；本传所谓“各为之论”，即对各种文体的论述，今传挚虞《流别集》中有关赋、诗、颂、七、箴、铭、诔、哀辞、哀策、设论、碑各体的论述可证。

《隋志》著录挚虞《文章流别集》四十一卷（小注：梁六十卷，志二卷，论二卷），《文章流别志、论》二卷。故《隋志》这种分别著录《文章流别集》与《文章流别志、论》的作法引起了后代学者的争论，故《文章流别集》与《文章流别志、论》二者的关系即成为论争的一个焦点。学界或认为挚虞《文章流别集》附有志、论，另有《文章志》四卷；或认为《文章志》即《文章流别集》所附的“志”。笔者认为：

第一，《文章流别集》首先是一部文学总集，因此，选录作品当为此书的主体。虽其书早已失传，但从《文选》李善注中尚可窥知其收录作品之一二。
张衡《南都赋》题下注：“善曰：挚虞曰：南阳郡治宛，在京之南，故曰南都。” 据李善此注，挚虞《流别集》载有张衡《南都赋》。
班彪《北征赋》题下注：“《流别论》曰：更始时，班彪避难凉州，发长安，至安定，作《北征赋》也。” 据李善此注，挚虞《流别集》收录有班彪《北征赋》。
班昭《东征赋》题下注：“《流别论》曰：发洛至陈留，述所经历也。” 据李善注，挚虞《流别集》选录了曹大家的《东征赋》。
张衡《思玄赋》题下注：善曰：“未详注者姓名。挚虞《流别》题云衡注。详其义训，甚多疏略，而注又称愚以为疑，非衡明矣。但行来既久，故不去。” 据李善注，此赋载挚虞《流别集》。

第二，《文章流别论》的主要内容为辨析文体。挚虞重点辨析的文体有 颂、赋、诗，其他尚有七、箴、铭、哀辞、碑等。严可均《全晋文》卷七十七收录了《流别论》的十二则佚文，均为文体之论。如论赋体曰：“古之作诗者，发乎情，止乎礼义。情之发，因辞以形之，礼义之指，须事以明之，故有赋焉，所以假象尽辞，敷陈其志。古诗之赋，以情义为主，以事类为佐；今之赋以事形为本，以义正为助。情义为主，则言省而文有例矣；事形为本，则言富而辞无常矣。文之烦省，辞之险易，盖由于此。夫假象过大，则与类相远；逸辞过壮，则与事相违；辨言过理，则与义相失；丽靡过美，则与情相悖：此四过者，所以背大体而害政教，是以司马迁割相如之浮说，扬雄疾辞人之赋丽以淫。”

第三，《文章流别论》尚载有祖述创作缘由与评论作家作品之文。
严可均辑录的《文章流别论》有缺漏，《文选》中今存有《文章流别论》的二则佚文，一为卷九班叔皮《北征赋》题下李善注曰：“《流别论》曰：更始时，班彪避难凉州，发长安，至安定，作《北征赋》也。” 二为同卷曹大家《东征赋》题下注曰：“《流别论》曰：发洛至陈留，述所经历也。” 观此二则佚文，皆祖述创作缘由、介绍作品主旨之言。
《古文苑》章樵注中亦存有挚虞《文章流别论》的二则佚文，一为卷七王粲《羽猎赋》题下章樵注引《流别论》曰：“挚虞《文章流别论》云：建安中，魏文帝从武帝出猎，赋，命陈琳、王粲、应瑒、刘桢并作。琳为《武猎》，粲为《羽猎》，瑒为《西狩》，桢为《大阅》。凡此各有所长，粲其最也。” 此条记载不仅祖述创作缘由，而且评述诸家作品优劣。二为卷八王粲《思亲为潘文则作》题下注引：“挚虞《文章流别》云王粲所与蔡子笃及文叔良、士孙文始、杨德祖诗，及所为潘文则作《思亲诗》，其文当而整，皆近乎雅矣。” 此则记载亦评述了诸家之作的优劣得失。

对于《文章流别》的文学批评内容，刘师培《中古文学史》第四課评曰 ：“其著为一书者，则有挚虞《文章流別论》二卷，今群书所引尚十余則（见严辑《全晋文》），于诗、赋、箴、铭、哀、词、颂、七、杂文之属，溯其起源，考其正变，以明古今各体之异同，于诸家撰作之得失，亦多评品，集古今论文之大成。” 刘氏之言，重点评述了挚虞《文章流别论》的文学批评（文体论与作品论）性质。而《文章流别集》与《文章流别论、志》本为一体，后来《文章流别志、论》亦有单行。

因此，融文学作品与文学批评于一体是挚虞《文章流别》的重要特点，此亦为早期中国文学总集的主要特点（文学作品与文学批评合二为一）。《隋志》总集类著录了不少文学批评著作，如刘勰《文心雕龙》与钟嵘《诗评》（即《诗品》）。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研究者曾指出，两《唐志》将刘勰《文心雕龙》、钟嵘《诗品》单列为“文史类”，远比《隋志》将二书统归入总集类更科学。《隋志》的著录，反映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批评的非自觉状态，同时亦反映出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本身的非自觉状态。
在文章总集编纂中记载所收作品的创作缘由确为挚虞首创，但这一体例或许曾受到别集编纂的影响。《文选》曹大家《东征赋》题下李善注除引挚虞《流别论》外，尚引述了下列一段文字：“《大家集》曰：子榖为陈留长，大家随至官，作《东征赋》。” 可见，在初唐李善见到的《曹大家集》中，存有介绍作品创作缘由的文字。这令人推测在挚虞《文章流别集》出现之前的魏晋南北朝作家别集于作品题目下加注了有关作品创作背景的文字。

继挚虞《文章流别集》之后的文学总集首推李充《翰林论》。《翰林论》全書亦已佚，《隋志》著录此书的小注曰“梁五十四卷”。据此推测，李充的《翰林论》当亦为集文学作品与文学批评于一体的文章总集。否则，《翰林》若为单纯的论文之作，其篇幅当不至达五十四卷之多。

严可均《全晋文》卷五十三輯有《翰林论》八条，骆鸿凯《文选学》又从《文选》的《海赋》、《百一诗》、《剧秦美新》三篇中辑得三条。在此十一条《翰林论》佚文中，辨析文体者达七条之多，如“盟檄发于师旅，相如《喻蜀父老》可谓德音矣。” 此条论述檄文的起源。

作为文学总集，李充《翰林论》的主体仍然是文学作品，如《文选》卷一二木华《海赋》“品物类生，何有何无”句李善注曰：“李尤（当为充——笔者）《翰林论》曰：木氏《海赋》，壮则壮矣，然首尾负揭，状若文章，亦将由未成而然也。” 据李善此注，李充《翰林论》选录了木华的《海赋》。
《文选》卷二一应璩《百一诗》题下注：“李充《翰林论》曰：应休琏五言诗百数十篇，以风规治道，盖有诗人之旨焉。” 据李善此注，李充《翰林论》选录了应璩《百一诗》。

《文选》卷四八扬雄《剧秦美新》题下注：“李充《翰林论》曰：杨子论秦之剧，称新之美，此乃计其胜负，比其优劣之意。” 据李善此注，李充《翰林论》当选录了扬雄的《剧秦美新》一文。

上述三条，当属作家作品评论；《翰林论》另载有李充论“文”一条。可见，李充《翰林》是继挚虞《文章流别》之后集文学作品与文学批评于一体的又一文章总集。

中国早期文学总集集文学批评与文学作品于一体的编纂体例，得到今人的高度认同。骆鸿凯《文选学》曾专设《征故》一章。此章在骆氏湖南大学的《文选学讲义》中尚未写，但中华书局1937年出版时已列为第七章。骆氏在《文选学征故》中论及该章的写作目的时曰：“萧《选》一书，缀集虽善，而志论俱阙，美犹有憾。”可见，骆鸿凯亦以为：萧统《文选》未能如挚虞《流别》与李充《翰林》一样将分体选录的作品与评论作家作品、介绍作家的文字汇于一书之中，故作《征故》一章以补其阙。


二、南朝文学总集的编纂体例

挚虞《文章流别》与李充《翰林》之后可供今人考察早期总集编纂体例者当属刘宋时期刘义庆的《集林》。

《隋书经籍志四》曰：“《集林》一百八十一卷，宋临川王刘义庆撰，梁二百卷。” 两《唐志》均载刘义庆《集林》二百卷。至宋，这一重要文章总集已失传，故《宋志》无载。今胡克家本《文选》，尚存有刘义庆《集林》的史料三则，可使我们得以窥知《集林》的编纂体例。

其一，卷二四嵇叔夜《赠秀才入军》诗诗题下李善注曰：“刘义庆《集林》曰：嵇熹，字公穆，举秀才。”

其二，卷四七史孝山《出师颂》，在作者史孝山下李善注曰：“范晔《后汉书》曰：‘王莽末，沛国史岑，字孝山，以文章显。’《文章志》及《集林》、《今書七志》並同，皆载岑《出师颂》，而《流別集》及《集林》又载岑《和熹邓后颂并序》。计莽之末，以讫和熹，百有余年。又《东观汉记》，东平王苍上《光武中兴颂》，明帝问校书郎此与谁等，对云前世史岑之比。斯则莽末之史岑，明帝之时已云前世，不得为和熹之頌明矣。然盖有二史岑，字子孝者仕王莽之末，字孝山者当和熹之际，但书典散亡，未详孝山爵里，诸家遂以孝山之文，载於子孝之集，非也。骘则取后之兄，元舅则骘也。”
其三，卷五三李萧远《运命论》题下李善注曰：“《集林》曰：李康，字萧远，中山人也。性介立，不能和俗。著《游九山吟》，魏明帝异其文，遂起家为寻阳长，政有美绩，病卒。”

上述三则文献的共性是记录作家小传。据此可推测，刘义庆《集林》附有作家的简单传记。受传世文献的制约，今已无从得知刘义庆《集林》是否有评论作家作品的文字，但载有作家小传却有文献可征。
据上述第二则文献李善注，刘义庆《集林》当载有嵇康《赠秀才入军》诗、史孝山《出师颂》、《和熹邓后颂》、李康《运命论》等作品。所以，作为文学总集，刘义庆二百卷《集林》的主体仍应是作品汇萃。西晋挚虞开创的集文学作品与文学批评于一体的总集编纂体例，至刘宋时期的《集林》已发生了某些变化，即由重视文体论转变为重视作家小传。

萧统《文选》卷二二王康琚《反招隐》诗于作者名下李善注曰：“《古今诗苑英华》题云：晋王康琚，然爵里未详也。” 这一文献证明《古今诗苑英华》一书于作者名下注有作者小传，即《古今诗苑英华》这一文学总集继承了刘义庆《集林》写作作家小传的编纂体例。


三、《昭明文选》出现的理论意义

萧统的《文选》却一改继往，对西晋挚虞《文章流别集》开创的总集编纂体例进行了整合，删除了本属于文学批评范畴的文体辨析、作家小传、作品品评等内容，只保留了纯粹的作品。《文选》所创立的这一新的总集编纂体例，意味着文学总集的编纂者已经意识到文学总集与文学批评著作的区别。换言之，《文选》出现的理论意义在于它较早地将文学总集与文学批评著作区别开来。初唐史臣撰写《隋书•经籍志》时，将《文心雕龙》、《诗评》（《诗品》）等文学批评著作置于《文章流别集》、《集林》等文学总集之中，表现出初唐史学家对文学总集与文学批评著作二者的区别尚不甚明了，亦说明《文章流别集》所含有的文体论内容与《文心雕龙》文体论的内容确有相同之处。初唐史学家对文学总集与文学批评著作的混淆，进一步说明了萧统《文选》编纂在体例上的进步。

魏晋南北朝混淆文学总集与文学批评著作的现象并非总集编纂者所独有，文论家于此亦不甚明了。

以钟嵘《诗品》为例，《诗品》中沈约条曰：“约所著既多，今翦除淫杂，收其精要，允为中品之第矣。” 《诗品序》又曰：“嵘今所录，止乎五言，虽然，网罗今古，词人殆集。” 此皆表明钟嵘《诗品》原来曾选录了若干作品。日本学者青木正儿《中国文学概论》推测：“钟嵘原来别有所编之总集，《诗品》一定是那书的附录。恰与《流别论》、《翰林论》等之情形相同。” 如果此论成立，则证明魏晋南北朝的文论家亦不了解文学作品总集与文学批评著作二者之间的区别。钟嵘《诗品》的撰写年代略早于萧统《文选》，因此，萧统《文选》明确区分文学批评和文学作品之举在文学批评史上的意义则更为重大。

宋文帝立儒玄文史四馆表明人们意识到文学与史学、经学的区别，这是魏晋南北朝文学走向独立的标志之一；文笔说、声律说的兴盛表明人们意识到纯文学与大文学的区别，这亦是魏晋南北朝文学走向独立的标志之一；《文选》摒弃文学批评专注于文学作品 ，表明编纂者意识到文学作品与文学批评的区别，同样是魏晋南北朝文学走向独立的标志之一，《文选》出现的理论意义正在于此。

参考文献
王运熙，杨明．中国文学批评通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