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贝尔出现在地铁站3天前，他刚刚在波士顿交响音乐厅举行过演奏会，票价100美元的音乐厅中座无虚席。然而，在地铁站，来去匆匆的行人对这位小提琴大师的演奏熟视无睹。他拉了3分钟后，才有人注意到他的存在。又过了半分钟，贝尔得到了第一份施舍。一名妇女往他的琴盒里扔了一美元，然后匆匆离开。此后的情况没多大起色。在贝尔演奏的43分钟里，共有1097人路过，有7人驻足聆听，27人给了钱，其中大多数是边走边扔给他的。在距离贝尔十几米的地方有个售卖彩票处，那天买彩票的人络绎不绝，他们和贝尔只有几步之遥，但注意他的人却寥寥无几。

　　看完这具有讽刺意味的故事之后，我们不禁要问：究竟是快节奏的生活剥夺了人们对美的鉴赏力，还是一切只是个巧合？在物质生活飞速发展的今天，我们还有审美追求吗？

　　这篇短文在网上产生了强烈反响，网友们对于这一现象也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这些看法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第一种人认为，社会压力的增大，生活节奏的加快，使人们无暇顾及身边的风景，当一个人生存都成问题的时候，审美就是一种奢望，不是不想，也不是不懂，而是不能；第二种人认为，艺术得置于审美的环境中才能产生审美的效应，小提琴就是应该在音乐大厅拉，在寂静无声、灯光辉煌、环境高雅的舞台上拉，不然，离开了这个环境，人们就无法作好审美的心理准备，自然也领略不到音乐中的美；第三种人认为，这种现象正是反映出了人们的审美水平和审美追求，那种肯花大价钱去听音乐会的人并不见得就有多高的审美追求，而是虚荣心在作祟，同样，在音乐会上仿佛灵魂被洗涤了的人们也并不见得是真正获得了审美的享受，而是在心理上早就认定了音乐会上的音乐必定是精彩无比的，即便是没有听懂，也得赞叹，以来显示自己的审美品位。

　　这些看法虽然是从不同侧面分析了这一现象产生的各种原因，但有一条线索是清晰可见的，那就是：在快餐文化盛行的今天，审美也得作好心理准备。迫于生存压力的人只有在空闲的时候才能作好“准备”去审美；强调审美氛围的人只有置身于特定环境中才有“准备”去审美；花钱听音乐会的人只有在买了票的情况下才肯“准备”去审美。总之，审美不是自然就能发生的事情，美也不是随时随地都能发现的东西，它们都是需要精心策划的，也必须是中规中矩的。

　　记得田青教授曾说过：“我们现在的社会，就像一个拼命奔跑的人，为了物质进步踉踉跄跄、慌不择路，一边跑，一边丢东西，等跑到终点，才发现爷爷、奶奶塞到自己贴身口袋里的祖传宝贝都丢了。”他当时所说的祖传宝贝是艺术文化遗产，而笔者这里则借以比喻我们的审美追求，其实是一样的道理。今天，物质的丰饶并没有带给我们多少精神的享受，反而带来的是文化的萎缩和审美追求的枯竭。曾几何时，山歌、劳动号子等优秀的艺术文化都是在劳动人民创造美好生活时产生的，那个时候人们生活困苦，也有着很大的生活压力，可是却并没有放弃对艺术的热爱和对审美的追求。反倒是在经济发达的今天，人们沉迷于对物质的渴求，对名利的向往，却将审美置于一个被遗忘的角落。人们满足于消遣社会上的“选秀艺术”，将音乐看作是一种感官娱乐、一种快餐文化，对真正的艺术，真正的审美却置若罔闻。

　　贝尔在美国的遭遇也让笔者想起了高雅艺术和“选秀”活动在中国的境遇。相同的是，名艺术家在中国的地铁也会遭此境况；不同的是，如果换作是某选秀节目的选手，情况可能就大不一样了。一个人在一场节目中可以赢得上百万的票数就足以证明这一点。我们除去媒体的宣传、选手的平民化等因素还可以发现，公众对于这类歌手的“喜爱”和“追捧”往往是转瞬即逝的，当下一轮冲击波到来的时候，上一轮的热度早就退去了，这就是当今“快餐艺术”的特点。而尽管是这样，公众还是乐此不疲，甘愿做商家的俘虏。反观我们的高雅艺术，从教育部2002年开始策划“高雅艺术进校园”活动开始，一直到今年整整5个年头，虽然也取得了一些成效，但整体效果却并不能令人满意，活动的影响力也远远不如某些选秀活动。

    但是我想，选秀活动运作的成功，在某些方面还是有很多值得借鉴和推广的方面，我们的媒体，我们的商家，如果为了那份可贵的社会责任感，也把对高雅音乐的推广放到一个举足轻重的位置上，自然也会产生好于现今的社会影响和效果，也自然会唤回民众的审美追求。而我们的音乐教育工作者，也必须以身作则，积极引导学生形成正确的审美观，激发他们对于高雅音乐的热爱，让他们获得真正的审美享受，去促成更多的人追求音乐艺术的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