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话剧《这一夜，Women说相声》演出前夕，赖声川在深接受了本报记者专访——

赖声川：创意在每一刹那中

赖声川和他所领导的“表演工作坊”正在与内地市场展开全面接触。在近日的采访中，赖声川向记者透露说，今后几年内他的主战场将是在内地，除了在北京的北兵马司设立了表演剧场外，他一直考虑在内地某个城市建立一个基地。赖导表示他非常看好深圳的戏剧市场，若各方面条件成熟，可望在深圳建立戏剧基地。

说到深圳，赖导显得很兴奋，他说，“深圳给我的第一个惊讶就是这里的人都说普通话，考虑了几秒钟，我就找到了答案，因为这里是五湖四海的汇聚地。这里毗邻港澳，有无可替代的地理位置，同时，作为一个移民城市，深圳人的戏剧文化需求和欣赏口味都非常高。”他表示对深圳未来的戏剧市场非常乐观。据悉，话剧《暗恋桃花源》在深圳演出时，反响极其火爆并创造了非常好的票房纪录，这更增加了赖声川在这里建立戏剧基地的信心。此次，他的新戏《这一夜，Women说相声》的内地首演落户深圳，可以看作是他与深圳的进一步结缘。之后，赖导的《之乎者也》、《如影随形》等剧目也会相继以深圳作为始发站，进军内地。

在深圳，赖声川和本报记者就相声、电影和创作等方面进行了详谈。

★谈相声：既对得起艺术也对得起观众

记者：在你的文化构成里，有鲜明的“海归”特色——出生在美国，有美国加州大学戏剧博士的招牌，是怎样的契机，让你选择了最有国粹特色的相声作为事业的开端呢？

赖声川：一切都是机缘巧合。1978年我去美国的时候，在台湾是听不到像侯宝林这些大师们的相声的，但在台湾也有人说相声，而且受欢迎。我从小喜欢听，就带了些录音带到美国。留学时有时会听一听，乐一乐。5年以后，我回到台湾，想再去买一些相声的带子，到了唱片行，那个老板竟听不懂我要的什么，他在那“啊？啊？”的，不知道我说的“相声”这个词语，就好像5年之内这件事情从我们的集体记忆中没有了，就好像电脑里按了删除键，这个记忆体里面就没有这件事情。

我就很感慨，想到这么深奥的一个传统表演艺术，就忽然不见了，居然没有人记得它，也没有人记录它。于是，就盘算自己先做个戏吧。用相声来说明相声在台湾已经死了。

记者：但从一开始就没有按照传统的相声形式去做，是不是跟你的留学背景有关？

赖声川：好像关系也不太大。我出生、上学，12岁前都在美国，后来又去美国读大学，但我生活的文化背景却是很中国的—父亲读古书，家里面中国传统文化气氛也很浓。选择做相声并对这个传统艺术进行改革都是很偶然的。我在很多地方讲，我和同伴都不是专业相声演员也不是研究专家，只是借用相声的方式来做表演。但依照我的性格，要做就不要太循规蹈矩，要做得不一样。这样可以做得很有趣，当时出来以后，是由5个相声段子勾连在一起，串成一个完整的话剧的表现。它是个话剧，不是一个相声，对我们来讲它是个话剧，可是它从头到尾在说相声。我一直在说，我们做的不是相声，而是舞台剧。演员都是舞台剧的演员，只是在借用相声的模式来说明相声在台湾已经死亡了。

记者：结果却意外地把台湾相声激活了。

赖声川：这些都是出乎意料的。这个相声剧形式新鲜，又很幽默，观众就完全被吓着了，很吃惊。那是1985年的3月1日，也是我们“表演工作坊”的生日，在台北一个叫做艺术馆的剧场里首演，立刻造成一种意外轰动。后来飞碟出版了一盒录音带，那个录音带的销售成为当年所有录音带的冠军。是台湾有声出版界的一个奇迹，你可以算算，到今天来讲台湾才2000多万人，那盒录音带卖到100多万套，20来个人里面有一个人有这个东西。突然之间，一度最冷门的戏剧、话剧艺术借着相声的魂突然变成一种大众文化。

记者：回顾你的几次“说相声”，你觉得是哪些原因使你获得成功？

赖声川：也许是创意的结合吧。开始我想做的就是关于传统或者记忆消失的戏，而这个构思正好切合了《那一夜，我们说相声》的缘起。剧中两个主人公邀请相声大师来说相声为引子，结果大师没来，只好自己假扮大师说相声。临近结束继续圆谎，请大师谢幕。观众翘首企盼，大师却始终没出来。我还是强调，我做的是传统相声与话剧的结合。它与相声的不同，首先是有明确的背景和完整的故事，还有舞台布景，比如《千禧夜，我们说相声》，设在一座具有千年历史的茶园中，戏开始是1900年的老北京，下半场则是发生在20世纪末的台北，“千年茶园”的戏台原封不动搬到台北，就是以传统相声的形式，彼此呼应不同的片断，讲述的是跨越百年、曲折离奇的轮回故事。

记者：相声的萧条已经很多年，在你看来内地的相声衰落主要原因是什么？

赖声川：我对内地的相声现状知道的不多，不好做过多评价。其实台湾是没有什么相声文化的，因为剧场文化较深，所以找到合适的方式来表演。这些年我参加过一些内地的相声大赛，也发现一些问题，比如创作比较模式化，往往你听了这段就马上可以预期跟下来他要唱了，或要说什么了，我觉得不管是说相声还是演戏，以一种真诚的心态去对待很重要，既对得起艺术也对得起观众。

★谈电影：侯孝贤要等我演李白

记者：你编导的电影不多，但反响都很大，也有不少国际荣誉，但你似乎从没特别专注地做电影，而是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舞台剧上面。有时我想，假如你在电影上下更多的工夫也许会有更大的名声和收获。

赖声川：也不会啊！做舞台剧是很有收获的，它的很多收获是电影难以带给你的，比如与观众最直接的互动交流，比如它的不断更新，探索不同的表达。舞台剧有着独特而巨大的魅力，我沉迷其间。不过，我对电影也始终有着自己的热爱，今后也会在这些方面加强一些。我和家人也一直没有断过与电影的联系，我太太的妹妹也一直有电影方面的创作，比如，她最近刚刚拍完一部电影叫《这里是香格里拉》，已经获选去参加国际电影节，我看了，非常棒，你们可以注意一下。

记者：你的电影创作和舞台剧创作非常相似，就是都很突出综合性，在你的艺术实践中，你最看重的导演素质是什么？

赖声川：应该是观察力。我一向觉得做导演特别像开餐馆，需要眼观六路。我之所以可以当导演，很大程度得意于曾经当过餐馆服务员（笑）。我在美国跑过堂，我发现导演就像个好的餐馆经营者，他要做的事情和拍电影和剧场管理非常相似，前台、后台、灯光、道具、空间都差不多。我打工的餐馆是个五星级中餐厅，出入的有各色人等，大多是有钱人，有机会观察到很丰富的人性，厨房里的人员也是五花八门，香港、内地、台湾的留学生和美国土生土长的都有。小小餐厅有很丰富的社会阶层，这里有很强的节奏感，我在餐馆时经常一人负责五张台子，怎么控制节奏，有很大的学问。而作为导演，除了观察，最重要的本能就是把握节奏感。

记者：你曾说，在台北做第一场舞台剧演出时，当时只有一百多名观众，但这些观众里包括侯孝贤、杨德昌、吴念真、朱天文等电影界大腕，现在还跟他们有交往吧？

赖声川：我与电影的渊源很深，现在这些人都还是我的好朋友，我对台湾新电影运动的这批人始终是最忠实的支持者。侯孝贤、杨德昌参加国际电影节的很多影片都是我帮助做的外语翻译，像侯孝贤导演的《童年往事》、《冬冬的假期》、《悲情城市》都是我做的英文字幕。记得当年，侯孝贤导演拿着《悲情城市》的录像带到我家找我，让我给他翻译字幕，我问“什么时候要？”他说“明天。”当时他只拿来录像带和台词本，里面那么多人物，彼此的关系我都搞不清，我就让他陪我看一遍，一边看他一边讲，告诉我这个人是谁那个人是谁，等他走了我再慢慢缕，一句句翻，第二天把外文字幕交给他。侯导开玩笑说，“只要是赖声川翻译的字幕，电影都能得奖”（笑）。前些日子杨德昌导演在美国去世了，我十分悲痛，几天前我们还在香港为他举行追思会。

记者：侯孝贤、杨德昌的电影里常常请朋友客串角色，你参加过客串吗？

赖声川：到现在还没有，我太太、女儿和小姨子都有。那时只要我有新戏排演，侯孝贤他们都会亲临现场观看。杨德昌拍片总要跟我借家具，每次他一打电话，我就告诉他，“除了红地毯不要搬，其他都可以。”回家发现，连红地毯也被借去拍了（笑）。《冬冬的假期》里的妈妈就是我太太扮演的，没给正面镜头（笑）；《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里的小女孩，是我大女儿当年扮演的。侯孝贤说要把我的形象留在最后，他觉得我比较像古代人，等到他拍摄古装戏，比如要演李白等角色，就让我出演（笑）。

★谈创意：融合在每一个刹那中

记者：我曾在书店里看到你的《赖声川的创意学》，书中分析了很多戏剧的创作过程，记录了你在旅行、生活、禅修的体验和领悟，很受内地读者欢迎，据说也很畅销。你是怎样想到写作这样一本书的？

赖声川：这本书我写了4年，还是蛮辛苦的。创意是我一直在做、一直在教的，在讲课时我经常怀疑：会创作的学生是不是已经会了，不会的，怎么教还是不会？但仔细从自己切身回想，就觉得自己也是从不会慢慢摸索到会的，所以说，应该有方法教。然后在做和教的过程中突然有一些心得，可以写书，一写就写了4年。

创意是很快乐的，也是每个人都有的，我希望这种快乐可以分享给所有人。一个人，只要你相信体内有创意的潜能，学会重新看待生活，就有可能消除创意的屏障，找到属于你的智慧。重点是你是不是一直在累积你的人生经验。不断累积的经验就会是创意的来源，累积的类别越多、越清楚，就越能获得好的灵感。

记者：关于创意的书市场上已经很多，人们也动辄谈到这个话题，成了某种时尚，现今流行的创意概念与你的有什么差别？

赖声川：很多人也在写创意的书，我发现那些书，要不就像医学书那样，非常科学但枯燥；最普遍的是一些速成的，比如另类思考之类的。打个比方说，一个人在游泳池边，学了很多急救的技巧，结果跳下水就沉下去了，发现自己不会游泳。然后他就出来大骂教练，为什么不教他游泳。我的感觉就是，很多书教的是与创意有关的周边的技巧，可是创意本身是什么、能否学，大部分书就不讨论了。我也注意看这些书，觉得讲了半天却不是在讲创意，不是在讲文化，而是在讲生意、讲商业。因此，我想自己这本书对读者也许会有帮助和参考价值。

记者：虽然创意的词语已经很流行，但对很多人来说，仍是个难以把握的概念，有些神秘难测的意味，如果简单地归纳该怎么概括？

赖声川：速成的创意方式是没有的，我觉得重点是，你要发现如何向自己下工夫。这个东西不是从外面取得的，要从里面取得。创意是连接的动作，把不同的概念、事物连接在一起就会创造新的概念和事情。创意融合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刹那中。

星档案

赖声川1954年出生在美国，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戏剧博士，现任台北艺术大学教授、美国斯坦福大学客座教授及驻校艺术家、台湾表演工作坊艺术总监。

他29岁开始剧场创作，至今编导舞台剧27部、影视剧300集，另有剧场导演作品22部。曾两度荣获台湾文艺大奖，电影《暗恋桃花源》获多项国际大奖；《那一夜，我们说相声》获选“台湾文学经典作品”；《如梦之梦》荣获香港舞台剧“最佳整体演出”等三项奖。他是市场的创造者，先后开辟台湾舞台剧市场、剧场影音市场、即兴时事电视剧场，国际媒体称他的戏“为世界华语剧场创造了一种崭新的悲喜剧经验。”

1998年起，赖声川在内地先后推出《红色的天空》、《千禧夜，我们说相声》、《他没有两个老婆》、《暗恋桃花源》等多部剧目，均大受欢迎，并在海峡两岸发布新书《赖声川的创意学》。2007年9月，他的最新剧目《这一夜WOMEN说相声》将在深圳大剧院开始全国首演。

记者手记

又见赖声川

王樽

赖声川的头上有很多光环，比如“亚洲剧场导演之翘楚”、“台湾剧场最璀璨的明星”、“台湾现代剧场的缔造者”等等，对这个有着海归背景、一脸胡子的温文尔雅的台湾艺术家，媒体总是不吝自己的赞美之词。但对我和我的家人来说，赖声川是华语话剧圈里唯一进入家庭的戏剧推手。国内众多著名剧团都不曾做到这一点，过去和当下的无数经典剧目都没能深入到家庭。两年前，我曾采访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副院长任鸣，他也表示了对台湾“表演工作坊”在市场开拓方面的钦佩之情。赖声川执导、制作的多种优秀剧目都出版了录像带、VCD和DVD光碟，虽然隔着时间和空间的遥远距离，那些创意丰富、妙趣横生的剧场作品成了内地很多家庭最受欢迎的娱乐节目。

大约从8岁开始，我儿子就通过DVD入迷地看《这一夜，谁来说相声？》、《那一夜，我们说相声》、《又一夜，他们说相声》、《千禧夜，我们说相声》以及由赖声川所领导的“表演工作坊”推出的风格各异的话剧，儿子现在已经11岁了，他看过十多部来自“表演工作坊”的剧场作品，其中的《一妇五夫》、《一仆二主》、《台湾怪谭》、《绝不付账》、《一个无政府主义的意外死亡》等都反复看过很多遍，其相声系列的很多段落都会背诵。本月14日下午，我在深圳大剧院采访来深为《这一夜WOMEN说相声》热身宣传的赖声川，儿子便执意随行去见识他心目中的“大师”。当天的新闻发布会后，我又单独与赖声川对话，听他谈相声、谈剧场、谈电影，谈他热衷的创意学以及两岸的艺术交流等等。须发有些斑白的赖导演像一个从古代走出来的隐士，神态沉稳而飘逸，他始终面带笑意，谦和、平静，娓娓道来。

那天的采访是在深圳大剧院的贵宾厅，之前，他已经为新戏《这一夜WOMEN说相声》侃侃而谈了近一个小时，待到接受我的采访时，我希望他说点别的，他爽快地赞同，招呼大家都坐下来，并表示“不用顾及，我们随便聊”，整个采访过程就是聊天。中间，赖声川得知我儿子看过他很多剧场作品，便问有哪些节目，还一一将他导演和监制的剧目进行区分注解。儿子当下背诵了剧目里的一些逗趣对白，赖导演显得既意外又开心，他和我们一起拍照留念，并在儿子的纪念册上欣然题词，“给一帆：创意是融入每一刹那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