赖声川此次来京是为了推介他的新作《赖声川的创意学》。该书的简体中文版近日由中信出版社发行，一家民营图书公司的企宣由衷佩服该书的出版方：“没想到中信下手这么快，我们本来也想引进的。”此前，该书在台湾刚一面世即热销几万册，并造成相当多在工商财经界流行的话题——尽管赖本人多年的工作领域都是剧场和电影。

    不过发布会上赖声川的造型很难说有什么创意——跟众多导演、艺术家的造型风格没多大区别——长发、络腮胡子、黑框眼镜，一看就知道是个搞艺术的。一如他的好友余秋雨在为该书所写的序中所言“人们可能不知道什么叫创意，却一定知道什么叫没有创意”。

    当记者问赖声川他是否觉得自己的新书发布会有创意时，他说：“创意是要针对题目、符合题目的，我只看它是否有针对性，不管绚丽与否。”如果说赖声川的题目是“我如何看起来才像个货真不二的剧场导演”的话，那么他的造型无疑是有创意的——他出色地完成了他的题目。

    大陆读者对赖声川最初的了解多半来自余秋雨的作品，他曾提到赖声川的名作《千禧夜，我们说相声》在两岸三地产生的共鸣和巨大影响。赖声川在声誉鹊起中为大陆受众熟知的是诸如“亚洲剧场导演之翘楚”、“台湾现代剧场的创造者”、“台湾剧场最灿烂的一颗星”一类头衔。

    因此在普通大陆人心目中赖声川的名字和“相声”、“剧场”、“导演”紧密相联，甚至成为一种符号。实际上赖声川还是学者——尽管他已很久没用“学者”的头衔了——台北艺术大学教授、斯坦福大学客座教授。他也的确有一副学者脾气——当新浪网请他去开博客的时候，他回了一句“我这个人喜欢什么都用作品来说话”。这次他的作品是本书，一本关于创意、创意可以学习的书。

    之前，赖声川自己也不相信创意是可以学习的，“我曾经和大部分人一样，认为创意是一件神秘的、不可能‘教’的事情，‘会’创作的学生已经会了，不会的怎么教还是不会。”但作为教师，他又觉得这样是不负责任的，对不起学生。回想起他自己的道路，也是从不会慢慢摸索到会的，他又觉得应该有法可教，只是还没找到。这个疑问就这样搁在心里。

    几年后赖声川去印度菩提迦叶——佛陀证悟的地方——参加一个佛法研习会，突然对这个问题有了新的认识：太多跟创意有关的学习必须在艺术以外的领域中发生。他把这一想法记在了一张明信片上——他的夫人丁乃竺说：“结婚28年了，家里的每一张纸片都不能随便丢，那可能就是一个创意。”回到台北后，赖声川把这个新想法告诉了他的研究生，在试验中果如其言，他的想法被证明是有效的。随后他开始动笔，三易其稿，该书乃成。

    赖声川在书中设计了一个“创意金字塔”来解释创意的形成脉络，他将培养创意的训练分为“创意概念（智慧）”的培养和“表现形式（方法）”的训练——具体技巧，而常见的创意培训大多忽视了“智慧”的培养。在他看来，“创意决不仅仅是技巧上的进步，如果不是在精神上、心灵上，在自我改造与转换上下功夫，创意永远不会有太大的价值。”

    据赖声川介绍，在西方国家智慧是不应被定义的，但在东方，智慧是有共识的。而东方现在面临的困境就是：面对无尽的资讯，将知识当做智慧，导致智慧迷失。他提供的破解之道是动机和经验。

    “动机促使你出题目，简单的题目只要简单的创意。动机决定着创意的精彩度。”而生活经验同样与智慧、创意息息相关。在赖声川看来，一次旅行、一则新闻、一个故事、一段音乐……举凡此类生活琐事都可能在不经意间缀连起来激发灵感、产生创意。“当然经验是需要选择的，选择的机制、方法以及能否使用经验都与创意相关。”

    像赖声川这种拥有博士学位的导演在美国人看来是不可思议的，因为他们一贯认为博士们是不会有什么创意的，因此赖声川在执教的斯坦福大学被称为“恐怖的‘雪人’”——既擅长学术又有创意。

    然而这只是特例，普遍的看法是：与西方学生相比，台湾学生被认为缺乏创意。问题何在？“我们的学生不比他们差，只是书读得少、没经验——美国的学生可以从莎士比亚、藏传佛教一直读到量子力学。”赖声川说，“一切努力都要从自省开始，这是为生活负责。” 

2006-10-30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