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六年（1856）十一月五日，曾国藩给纪泽儿写了一封信。信中说：“世家子弟，最易犯一奢字、一傲字。不必锦衣玉食而后谓之奢也，但使皮袍呢褂俯拾即是，与马仆从习惯为常。此即日趋于奢矣，见乡人则嗤其朴陋，见雇工则颐指气使，此即日习于做矣。……京师子弟子之坏，未有不由于骄奢二字者，尔与诸弟其戒之，至嘱，至嘱。”

同治元年五月二十七日又给纪鸿儿写信说：“凡世家子弟，衣食起居，无一不与寒士相同，庶可以成大器；若沾染富贵气习，则难望有成。”同治三年七月，曾国藩受封侯爵，纪鸿正赴长沙考试，国藩特别写信告诫：“尔在外以谦谨二字为主，世家子弟，门第过盛，万目所属。……场前不可与州县往来，不可送条子，进身自始，务知自重。”

他对女儿也同样严格。咸丰十一年八月二十四日致女儿：“衣服不宜多制，尤其不宜大镶大缘，过于绚烂。”他还告诉儿女、家眷：“今家中境地虽渐宽裕，且有福不可享尽，有势不可使尽。勤字工夫，第一贵早起，第二贵有恒。俭字工夫，第一莫着华丽衣服，第二莫多用仆婢雇工……只要人肯立志，都可以做得到的。”他还要求：“吾家男子于看、读、写、作四字缺一不可。女子于衣、食、粗、细四字缺一不可。家勤则兴，人勤则健；能勤能俭，永不贫贱。”

曾国藩（1811—1872）是清末湘军首领。他权管四省，位列三公，拜相封侯，谥称“文正”。他的儿子可算得上是“正牌高干子弟”了。然而，儿子曾纪泽和曾纪鸿都没有变成“衙内”和“大少爷”。曾纪泽诗文书画俱佳，又以自学通英文，成为清朝的著名外交家；曾纪鸿不幸早死，研究古算学亦取得相当成就。不仅儿子个个成才，孙辈还出了曾广均这样的诗人。曾孙辈又出了曾宝荪、曾约农这样的教育家和学者。

曾家何以人才辈出呢？原因就在于曾国藩教子有方，“爱之以其道”。其“道”在于，他不为子女谋求任何特殊化，教儿节俭创业，自立自强，嘱咐儿子要戒奢、傲二字，避免世家子弟的通病，以儒家的作人准则严格教子治家，其中最可令人们深思一番的两点是， “凡世家子弟，衣食起居，无一不与寒士相同，庶可以成大器”，“有福不可享尽，有势不可使尽”。中国有一个怪圈，富不过三代，究其原因，这些“官二代”“官三代”基本上都是犯了曾国藩所说的“奢”。古往今来无数案例反复证明，凡官宦子弟奢傲成习，则必然导致身败名裂，甚至家破人亡。有资料显示,“有福不可享尽，有势不可使尽”是曾国藩引自清代名臣张英所著的《聪训斋语》。这本《聪训斋语》深受曾国藩的推崇，他把这本书与《颜氏家训》相提并论，奉为典范，称赞说，句句皆吾肺腑所欲言。和《曾国藩家书》类似，张英的《聪训斋语》在家庭教育方面也产生了巨大的成功，造就了张家后来才俊满门，声誉九州的佳话：父子宰相，三朝重臣，风雨政坛50年，屹立不倒；一门七代，十三进士，“富不过三代”的怪圈被远远颠覆。两位清代名臣的家教佳话充分说明，重视家庭教育是造就名门望族的根本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