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南戏的形成与发展

　　一、南戏的产生发展

　　南戏是南曲戏文的简称，因为最初流行于浙江温州一带，故又叫“温州杂剧”或“永嘉杂剧”（因温州在唐代又叫永嘉，古称东瓯。《张协状元》剧本开场时就有“占断东瓯盛事”之句）。现存最早的南戏剧目据《南词叙录》中记载是《赵贞女》、《王魁》二种，并称“戏文之首”。现辑录到的南戏剧目有 180 个左右。

　　早期南戏剧本的面貌具有如下特点。

　　其一，剧本由书会才人编写，作者大多是不得志的下层知识份子和粗通文墨的艺人，剧本在内容上大多描写一个贫寒的读书人的爱情与生活。这一特点可以从现存唯一完整的早期的南戏剧本《张协状元》中窥见端倪。该剧的基本情节是。。。

　　其二、剧本分场零碎，结构较松散，中间还生硬地穿杂插科打诨的关目。如《张协状元》中就有这样一个穿插情节：张协与贫女在山神庙结婚，没有桌子摆设杯盘饮酒，店小二便以两手柱地，用背部做桌面，摆上酒菜。当张协与贫女和李大公、李大婆同饮酒说话时，小二唱：“做桌底腰屈又头低，有酒把一盏与桌子吃”。李大公说：“你低声！”贫女问：“小二在何处说话？”小二说：“在桌下”。小二站起来后，李大婆问：“桌那里去了？”小二说：“那桌子，人借去了。”诸如此类的穿插，在剧中随处可见。

　　其三，能交错运用歌唱、念白，科介等表演手段来展现人物的性格冲突。

　　二、南戏的形式与体制

　　关于南戏的形式与体制，我们将它与杂剧进行对比来加以说明。

　　1 、体制：南戏打破了杂剧四折—楔子的体制，而采取了分场的形式（以主人公上场、下场作为界线，把剧本分为若干段落，每一段落便各成一场），也即是传奇中的“出”。杂剧中的一折可包括几场，而南戏中一场即是一场，同时南戏中没有固定场次，根据剧情发展的需要，场次可长可短，可多可少，《张协状元》分五十多场，《小孙屠》分二十多场，《宦门子弟错立身》分十几场。

　　南戏的篇幅都较长，剧情也较复杂、曲折，但结构有点松散。在场次的安排上，第一出由“副末开场”，或叫“家门大意”。（即由副末念几首词，概括全剧大意和创作意图，介绍主要人物，如《琵琶记》的副末开场。

　　从第二场开始展开剧情。最后一场中，全剧中的人物都出场。场与场之间采取对照法和交织法来安排（一般都是两条线索并行，加以交织对照，即冷热场，文、武场，苦、乐场对照交织安排。）

　　2 、曲调

　　南戏多用南曲，以南方语音为标准语音。曲调的特点是有五个音，没有“ 4 ”、“ 7 ”音，用管乐器伴奏。北曲是杂剧常用之曲调。北曲有 7 个音，用弦乐器伴奏。南曲的风格是：“清柔曲折”，北曲的风格是“悲壮沉雄”。另外，由于南方各地区的语言差异较明显，民间曲调也不尽相同。所以，以某一地区的民间曲调为主所形成的曲调体系也不同，这就是声腔不同。因此，南戏就不只是由一种声腔来演唱的，如当时南戏所用的主要声腔有：海盐腔、余姚腔、弋阳腔、昆山腔。

　　　3 、题材：南戏的题材以写爱情纠葛、家庭离合，发迹变泰，贫富演化为多。写历史题材的作品较少，杂剧中有不少悲剧，而南戏中多喜剧和悲喜剧（正剧）。

　　4 、演唱：杂剧是一折用同一宫调，而南戏一场中不限于用同一宫调，同时还可以南北曲合套。（现存南戏《小孙屠》里就运用了南北合套的形式。其形式如下：

　　北曲 [ 新水令 ] ——南曲 [ 风入松 ] ——北曲 [ 折桂令 ] ——南曲 [ 风入松 ] ——北曲 [ 水仙子 ] ——南曲 [ 风入松 ] ——北曲 [ 雁儿落 ] ——南曲 [ 风入松 ] ——北曲 [ 得胜令 ] ——南曲 [ 风入松 ]

　　另外，南戏中各行脚色皆能歌唱，这与杂剧中只限于“一人主唱”的特点是很不相同的。

　　其次，南戏演唱形式多样化，可独唱，可二、三人齐唱，可对唱，可全体合唱，还可幕后伴唱。这与杂剧悉为一人独唱不同。同时，杂剧中是先白后唱，南戏中是先唱后白。

　　5 、角色：南戏中角色分工较细，共有七种，即生、旦、净、丑、外、末、贴。南戏中的“生”相当于杂剧中“正末”，（南戏中的“末”是中老年男子老，演配角），南戏中的“旦”与杂剧中的“正旦”同，净丑乃是南戏中的一对喜剧脚色。南戏中的“外”乃生外之生，多扮演年老而有气度的上层人物。如《琵琶记》中有牛太师。《拜月亭记》中的王尚书。“贴”乃“旦”外再“贴”一旦，即女次角，如《琵琶记》剧中的牛氏，《白兔记》中的岳氏。

　　6 、语言：杂剧纯用口语，南戏中往往用近于文言的口语。在南戏中，人物的定场诗多由词代替。

第二节高明与《琵琶记》

　一、高明的生平与思想

　　高明（ 1305 — 1359 元大德九年—元至正十九年）

　　字则诚，号莱根道人。浙江瑞安人，因瑞安原属温州府，温州又名永嘉，地处浙东，故后人称其为东嘉先生。　　高明的思想是较复杂的。

　　1 、他是一个崇奉儒家正统思想的封建知识分子。

　　2 、他是一位有强烈用世之心，主张清明政治的官吏

　　　高明经世济民的思想主要表现在：

　　其一，痛恨黑暗现实和贪官污吏。　　其二，同情人民的疾苦。　　其三，在晚年，他对自己以前未能达到经世济民的出仕目标是有所懊悔的。　　到晚年，高明的思想上产生了一些看破红尘的思想。他羡慕隐士生活，认为“人生万事空浮沤（水泡），走舸复壁皆堪羞。不如煮茗卧禅榻，笑看门外长江流。”（题萧翼赚兰亭图）他愿以陶渊明自居。

　　从高明的曲折生涯与复杂思想来看，他是一个特殊时代的产物，他有对现实不满的一面，有对统治者痛恨的一面，有对劳动人民同情的一面；但也有对封建正统思想信奉到痴迷的一面。他思想上的这种矛盾，也造成了他作品主题的深刻矛盾和思想内容的复杂性。

　　二、《琵琶记》的思想内容与艺术成就

　　我国南戏史上第一部文人剧作、被称为南戏之祖的《琵琶记》是南戏成熟的标志。此剧自诞生之日起，有关它的创作、主题、人物形象的分析可以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对这部古典作品究竟应该怎样评价，从剧本本身出发，从三个方面来谈谈《琵琶记》的思想内容：　

　1 、暴露了封建科举制度和婚姻制度的罪恶。

　　追根溯源，《琵琶记》应源于早期南戏《赵贞女蔡二郎》。高明的改作大致保存了原故事的躯壳，而改变了蔡伯喈的性格和作品的结局。具体来说，高明的《琵琶记》对《赵》本所作的最大改动是：针对《赵》本中的“三不孝”，构思了“三不从”的情节。

　　《琵琶记》之前有关赵贞女与蔡伯喈故事的作品都是把蔡伯喈斥为一个“弃亲背妇”的“三不孝”（即生不能养父母，死不能葬父母，葬不能祭父母）的反面人物来写的，也就是从反面的批判来宣扬了“子孝妻贤”的教化。《琵琶记》保留了原来的“三不孝”的情节，但针对“三不孝”又构思了“三不从”的情节。虽然作者也是要宣扬“子孝妻贤”的教化，但作者用“三不从”的情节深刻揭示了三不孝并不是伯喈的罪恶，而是社会的罪恶，从而就深化了作品的思想主题，这“三不从”的情节也是我们分析这篇作品的主题所必须把握的中心环节。

　第一，蔡伯喈辞试，父亲不从。作者通过这一“不从”，深刻地反映了科举制度及其派生物——功名富贵思想对人们的毒害。　蔡伯喈与蔡公对“孝”的理解是不同的。蔡伯喈认为“父母在，不远游”，不为利牵名綩，尽心侍奉年老的父母，这才是孝；蔡公认为：“家贫亲老，不为仕禄”这是不孝。高明写作《琵琶记》就是在元代恢复科举制度之后，因而，他在剧本中提出这个问题，在当时就有一定的社会意义。

　　第二、蔡伯喈辞婚，牛相不从。作者通过这个“不从”，暴露了封建婚姻制度的罪恶。　　蔡伯喈赴京应试，一举状元及第，由此又产生了第二矛盾——“孝与婚”的矛盾。这次矛盾冲突是在蔡伯喈与牛府之间展开的。

　　第三，蔡伯喈辞官，皇帝不从。作者通过这一“不从”，从侧面抨击了封建社会的最高统治者。这一矛盾斗争是上面矛盾的发展和深化，矛盾的对立面是皇室。

　　前面说到南戏在结构上的特点是双线结构，以上所述就是《琵琶记》中以蔡伯喈为主角的一条赴考、重婚、留京为官的线索，作者是通过三重矛盾来组织戏剧冲突的。

　　《琵琶记》力图肯定封建伦理，但从蔡伯喈的身上我们却看到的是个人意愿与封建伦理纲常的深刻矛盾与冲突。由此，则引起了人们对统治者们赖以维持自己统治的精神支柱的封建伦理纲常的怀疑，这正是作者蕴含在剧本中让“知音君子另做眼儿看”的“动人”内涵。

　　2 、揭露了现实的黑暗，显露出对人民的同情。

　　《琵琶记》通过穿插天灾人祸的情节深刻地揭露了黑暗的现实。这些情节在作品中虽占的篇幅不多，但是它更广阔地反映了元末的社会现实。作者通过穿插天灾人祸情节，丰富了剧本的思想性和现实意义。

　　　　　3 、赵五娘的悲剧形象及其典型意义

　　一部作品的主题思想往往是通过作品中的主要人物形象来体现的，也就是说，作品的主题是作家从人生中选择而借形象表示给读者的东西。《琵琶记》通过塑造赵五娘这个光辉形象热情地歌颂了我国古代劳动妇女纯洁、善良、勤劳和尊长敬老的高尚品德。对赵五娘这个形象的评价，意见基本上是统一的——肯定她是《琵琶记》中所塑的最成功的正面形象。下面，我们就从分析这个形象入手来阐述作品所表现的歌颂我国古代劳动妇女传统美德的主题。

　　《琵琶记》全剧分四十二段，其中二十段写到赵五娘，凡所涉笔之处都充满着对赵五娘的歌颂。剧本歌颂了她纯朴、贞洁的品质，她不满意蔡公逼蔡伯喈赴试，蔡赵五娘对功名是并不看重的，她心地纯洁、朴实，在这一点上，赵五娘是高于秦香莲的，因为秦香莲还曾为陈士美应试辛苦伴读到五更。赵五娘品质的贞洁，体现在她对爱情的忠贞。　其次，作者极力歌颂的是赵五娘善良、尊长敬老的美德，即人道主义的孝。作者在作品中通过《糟糠自厌》、《代尝汤药》、《祝发买葬》、《罗裙筑坟》、《描容上路》等动人心弦的生动情节，淋漓尽致地刻画了赵五娘的这种品质和精神。下面通过对《糟糠自厌》的重点分析来具体说明这一点。

　　《糟糠自厌》选自《琵琶记》第二十段。　　《糟糠自厌》是一段“苦”戏。“苦”是全段之纲。下面，我们看作者是如何来写“苦”的。

　　首先，作者揭示了造成“苦”的原因。　　是什么造成蔡家之苦呢？作者用一句话作了概括——“实丕丕灾共危”。灾，指连年的天灾。危指社会的危害。其中包括：罪恶的科举制度“簸扬”得赵五娘与蔡伯喈“两处飞”；残酷的封建婚姻制度使丈夫“远迢迢不回来”；还有里正抢粮，拐儿行骗、贪官污吏的敲诈勒索。凡此种种，使得赵五娘“吃尽控持”，“千辛万苦皆经历”。

　　接着，作者不惜泼墨如水，用四支 [ 孝顺歌 ] 让赵五娘酣畅淋漓地倾诉了满腹的苦衷。作者借物抒情，写出了赵五娘吃糠时的痛苦感受——“呕得我肝肠痛，珠泪垂，喉咙尚兀自牢嗄住”；以糠自喻，诉说了自己的苦难经历——“恰似奴家身狼狈，千辛万苦皆经历。”“这糠尚兀自有人吃，奴家骨头，知他埋在何处？”这正是字字血、声声泪的控诉。读到此怎不令人动心落泪呢？我们知道，一个普通人，落到不得不吃糠的地步，这无疑会唤起我们对他困苦生活的无限同情。但是，赵五娘吃糠，不仅是唤起我们的同情而己，她还有一股激动人心的巨大力量，她和蔡伯喈本是糠和米一般“相依倚”的，他们是被深中科举制度之毒的蔡公“簸扬得两处飞”的；同时，赵五娘本身实质上也是被重婚牛府的蔡伯喈所抛弃了的。然而，在天灾人祸中，她还是以白米去侍奉蔡伯喈的父母，而自己背着公爹公婆吃糠，但那吃着米饭的婆婆却还嫌她不供饭菜，怀疑她瞒着人在偷吃好东西，也就是说，她吃了人所不能吃的东西，做了人所难做的事情，然而，换来的却是怀疑、猜忌、不被体谅，甚至说“这贱人好打”。而公爹公婆发现她吃的是糠时，劝她不要吃，赵五娘却说“爹妈休疑，奴须是你孩儿的糟糠之妻。”她也并不因爹妈的埋怨、猜疑而改变对爹妈的精心照料，一如既往。《糟糠自厌》的后一部分，作者集中写了赵五娘对婆婆死后的态度。她不忌恨先前婆婆对她的猜疑和埋怨，对婆婆之死是极端伤感悲痛的，虽然自己穷得“衣衫尽解，囊筐又无”，仍旧设法决不让婆婆骸骨“没棺槨送在荒坵”。作者正是将此时赵五娘对婆婆的态度与先前婆婆对赵五娘的态度进行对比，衬托出赵五娘善良的性格和人道主义的孝。这也大概就是为什么“吃糠”一段特别感人，为什么产生高则诚写“吃糠”而双烛交辉这类神话传说的原因吧。

　　在《糟糠自厌》之后，作者又接连用《代尝汤药》、《祝发买葬》、《罗裙筑坟》、《描容上路》这几段丰富了赵五娘的性格和舍己为人的人道主义之孝。

　　4 、《琵琶记》的艺术成就

　　　　⑴结构美。《琵琶记》结构艺术的突出特点是自始至终运用了对比手法，即：苦乐相错，贫富交织，双线并行。《琵琶记》的整个剧情，是沿着两条线索而发展的。一条线写蔡伯喈求取功名的遭遇（富、乐）；一条线写赵五娘及蔡家在灾荒中的遭遇（贫、苦）。假如以一棵树来作对比，那么，第二出“高堂称庆”（又叫“蔡宅祝寿”）恰好是根，从第四出“蔡公逼试”之后，分出蔡伯喈和赵五娘两条主干的枝枝叶叶。另外，这种苦乐相错，贫富交织的描写，又使得舞台面貌时时变换，引人入胜，使观众目不暇接，得到艺术欣赏上的满足，避免了那种单线条式的描写所带来的单调、乏味、平淡甚至使人腻烦的效果。

　　⑵语言美。《琵琶记》的语言美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A 、个性化。《琵琶记》语言个性化表现在作者总是用恰切的语言着力剖露人物的思想感情，“在性情上着功夫，并不以词调巧倩见长”。以《糟糠自厌》中的第二支 [ 孝顺歌 ] 为例，这是赵五娘借物抒情的一段内心独白。这段曲词通俗朴实，刻写入骸，委婉尽致地表露了赵五娘此时此刻的内心情感。其中包括对功名富贵的怨恨，对丈夫的爱和怨，以及对公婆的孝。也就是说，反映了人物思想性格的特征。再如里正的上场诗：“点催首放富差贫，保上户欺软怕硬”，则入木三分地刻画下层官吏的本质特征。

　　B 、雅俗共赏。《琵琶记》既写了京城的相府生活，又写了陈留郡的乡村生活；既写了高才绝学的状元，又写了普通的劳动妇女。不同的环境，不同的人物身分，就必须用不同风格的语言来表现，由此也决定了《琵琶记》雅俗共赏的语言风格。一般来说，写陈留郡的乡村环境和陈留的人们的唱词，道白都朴实无华，合于平民口吻。而写京师相府的环境以及府中之人的唱词或道白都充满了雍容雅丽的富贵气

　　C 、情景交融。情景交融指的是人物借景抒情或移情入景。这种情景交融的特点，王国维指出过：“昔人论诗词，有景语情语之别。不知一切景语皆情语也。”这就是说，景要为情设，情必由景生。《琵琶记》在运用这种情景交融的语言时，除用了像一般作者所用的一景（物）寄一情的手法（如写五娘吃糠抒情的那样的情景交融）之外，更高一筹的是，作者能把不同人物的不同情感寄托在同一景物之中，《琵琶记》的“中秋赏月”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同在牛府赏中秋之月，牛小姐面对中秋之月感觉是“人在清虚境”；蔡伯喈对中秋之月感到是“今夜好清光，可惜人千里”；牛小姐感到月光照得人如“在瑶台银阙”，蔡伯喈却感到“月夜明，人儿好离别”；牛小姐赏月感到月光“长空万里，见婵娟可爱”，蔡伯喈赏月却感到“见乌鹊缥缈惊飞，栖止不定”。同是中秋赏月，作者用不同的情景交融的语言寄寓不同的思想感情于中秋月色，一物一景寄异情，像这样虽然翻来覆去写月色之景，但丝毫不使人厌烦，可谓“布景写情，真有运斤成风之妙”（吕天成《曲品》）。清代戏剧家李渔在谈到《琵琶记》“中秋赏月”时指出：“同一月也，牛氏有牛氏之月，伯喈有伯喈之月。所言者月，所寓者心。”（《闲情偶寄》《词曲部·戒浮说》）

　　后期南戏的成熟，主要体现在：结构上逐渐走向严谨，戏剧性结构与单元性结构渐趋调谐。普遍运用了大段抒情性独唱，比较深刻地发掘了人物的心理状态。插科打诨的关目逐渐与剧情结合起来了，不是脱离主题的闲文。

　　下面简要介绍一下“荆、刘、拜、杀”四大传奇。

　　　《荆钗记》衍宋代王十朋与钱玉莲的爱情故事。剧情大要是：王十朋，家世清贫，以荆钗为聘。娶钱玉莲为妻。半年之后，入京赴试。得中状元，任为饶州佥判。当朝宰相万俟，欲将女儿许嫁王。王因已有妻室，拒之。万俟恼羞成怒，乃将其改调潮阳。钱玉莲在家被同里人孙汝权看中，偷换王十朋寄回的家信，诡称王已另娶。钱之继母逼钱玉莲改嫁与孙，玉莲不从，投江殉节，被福建安抚使钱载和所救，收为义女，终得与王团圆。剧中的王十朋不肯负义，拒绝再婚，显得这一人物不但极有风骨，而且性格倔强，不为威势所屈，是一个无限忠诚爱情的典型。钱玉莲被继母逼嫁孙汝权，誓死反抗，情愿投江自杀，可谓有贞有烈。

　　《白兔记》系根据《刘知远诸宫调》等改编。剧本描写曾为五代时后汉的开国皇帝刘知远年少无靠，为李文奎收留牧马。李见他睡时，蛇钻七窃，断定其后必定发迹，便招赘为婿，以李三娘为其妻。李文奎亡故后，刘知远夫妇遭兄嫂李洪一夫妇欺压，不得已离家投军，后又入赘于岳节度使府中，后因军功累迁为九州安抚使。其妻李三娘在家饱受兄嫂折磨，在磨房生下儿子咬脐郎，托人送至军中刘知远处乳养。十六年后，咬脐郎出猎，追赶白兔，在井台邂逅相遇汲水的母亲，由是得全家团圆。《白兔记》的戏剧冲突是环绕着刘知远夫妻和李洪一夫妻之间的家庭矛盾展开的，剧本通过李洪一夫妇行使封建家长权力，处处迫害刘知远夫妇的情节，揭露了封建家庭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暴露了“世情看冷暖，人面逐高低”的世态，尖锐地批判了李洪一夫妻嫌贫爱富的地主阶级婚姻观。剧中主人公李三娘受凌辱、受折磨的苦难遭遇，概括了我国古代千千万万农村妇女的命运，也是对封建宗法制度的控诉。对刘知远早年的潦倒生涯作者是同情的，而对他发迹后的行为是贬责的，对这个“乱世英雄”的描写是比较真实的。

　　《拜月亭记》这一南戏是根据关汉卿的杂剧《闺怨佳人拜月亭》改写的。改编本一般相传出于元代施惠（字君美）之手笔。此剧叙述民族战争动乱时期，忠臣陀满海牙遭奸臣的陷害，满门抄斩；其子陀满兴福为秀才蒋世隆搭救，并结为兄弟。兴福后在安寨安身。战乱中，蒋世隆与其妹蒋瑞莲逃难，被乱军冲散。蒋世隆得与兵部尚书王镇的女儿王瑞兰途中邂逅，结为夫妻；而蒋瑞得遇王夫人，收为义女。战争宁息，王镇在招商店遇见瑞兰，不以世隆为婿，强将女儿带走，途经孟泽驿又遇夫人瑞莲。瑞兰思夫情深，花园拜月，祷祝夫婿平安早团聚。后蒋世隆与陀满兴福得中文武状元，同被王镇招赘，夫妻兄妹大团圆。

　　《拜月亭记》剧本所表现的与同类作品的不一般之处在于：其一，王瑞兰与蒋世隆爱情的发生、发展不落窠臼，他们虽是在战乱中萍水相逢，却不是一见钟情，而是患难之交，在互相了解的基础上建立了爱的感情基础，这就打破了通常的才子佳人一见钟情的俗套。其二，作者把他们的爱情故事放置在社会动乱，人民流离失所的背景中来展来描写，这就把兵荒马乱的岁月与家庭离合和剧中人物生离死别境遇的命运紧密结合了起来，在某种程度上，深化了作品的思想主题。因此，《拜月亭记》在“四大传奇”中成就最高。

　　《杀狗记》的剧情大意是：孙华、孙荣两弟兄，兄孙华已娶妻杨氏，而与弟尚未分居。孙华结识了“酒肉之友”——柳龙卿、胡子传，听信柳、胡的谗言，将孙荣赶出家门。在一个大雪纷飞的日子里，孙华醉酒回家途中摔在雪地里，柳、胡二人将其身边的羊脂玉环及纸钞两锭摸走了。不一会，适遇孙荣路过此地，好意将兄背回家中。孙华酒醒之后，不见了玉环、纸钞，反诬是孙荣偷走，将孙荣痛打一顿后又赶出家门外。杨氏知孙荣被冤，且痛恨柳、胡二人簸弄得弟兄不合，于是趁孙华再次外出喝酒之机暗中买来一头狗，杀死后去其头尾，穿上衣服，放在后门口。孙华夜半酒醉回家时，碰到后门口的死狗，以为是一人被杀的尸体。杨氏先要孙华去找柳、胡二人来帮忙转移尸体，免遭牵连。但柳胡二人不肯来，杨氏又与孙华一起去找孙荣。孙荣念兄弟之情，将死狗移向僻处掩埋，这件事感动了孙华，兄弟得到和好。而柳、胡二人知其事后，又向官厅控告孙华杀人移尸。最后由杨氏出面说明真相，并掘验了狗尸，柳、胡二人被责，杨氏受到旌表。

　　《杀狗记》通过一个家庭中兄弟、夫妻和叔嫂之间关系的描写，赞扬了“贤妻”杨氏和孙荣的真挚兄弟情义，谴责了那些酒肉势利之徒，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民的某些愿望。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孙荣移尸，是怕其兄受牵累而帮助毁证灭据，假若那真是一条人命的话，孙荣岂不正是成为了帮凶吗？所以，作者这种安排是极为不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