念祖之情，爱国之心，忠君之忱，是古代任何一个民族都有的，然而楚人尤为突出，达到了翕然成风的程度，这是由楚人的特殊经历所决定的。

　　楚人的先民在强邻的夹缝中顽强地图生存，时间之长以数千年记计。楚人在穷乡僻中顽强地求发展，时间之长以数百年计。由此，养成了楚人以民族利益为至重至上的心理。历来对楚人的评价，褒贬不一，褒之者曰“尚武”，贬之者曰“好战“或“喜斗”。从楚墓中出土的大量兵器，就成为楚人好战喜斗的物证了。说楚人尚武，这是正确的。康王元年，有皋舟之战，楚师不利。三年，有湛阪之战，楚师败绩。到五年，康王急不可耐，派人对令尹子庚说：“国人谓不谷主社稷而不出师，死不从礼。不谷即位，于今五年，师徒不出，人其以不谷为自逸，而忘先君之业矣。大夫图之，其若之何?”康王要子庚出兵是否正确不妨置之勿论，可注意的是 “主社稷而不出师，死不从礼”，这样的礼法是诸夏闻所未闻的，它表明楚人确实有尚武的传统。试想，在列国交争的时代里，不尚武，楚人何以图生存?不尚武，楚国何以求发展?尚武的传统，正表现了楚人奋发的民族精神。

　　楚国的统帅，如有覆军之败，往往会自尽以谢国人和君王。虽贵为公子王孙，位至令尹、司马，也很少有诿过和偷生的。武王命其子屈瑕征伐罗国，败绩，屈瑕自缢。城濮之战，楚国属县申、息之师损失惨重，成王派人对令尹子玉说：“大夫若入，其若申、息之老何?”子玉随即自缢于方城之外。司马子西也引咎自缢，不料绳断人坠，正巧，成王所派的赦使到达，才免于一死。康王时，令尹子囊为吴师所败，整军而还，在途中伏剑而死，临终之际，不忘国事，嘱咐司马子庚一定要修筑郢都的城垣。

　　平民的爱国义行，也感人至深。吴师入郢，昭王逃到随国。楚人“相率而为致勇之寇，皆方命，奋臂而为之斗。当此之时，无将，卒以行列之，各致其死，却吴兵，复楚地。”有个叫屠羊说的商人，一路侍奉昭王。事平之后，昭王要给他高官厚赏，他辞谢了，还是去做他的屠羊生意。这是楚人保家、卫国、护王的自发行动，是民族的自尊心和自豪感的天然流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