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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代三大丰碑之一:孙夫人碑

(2017-04-12 15:3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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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

旅游

文化


孙夫人碑全称《晋任城太守夫人孙氏之碑》,立于西晋武帝泰始八年(272)。此碑原立于新泰市新甫山(莲花山)下的张孙庄,乾隆五十八年(1793)被钱塘人江凤彝发现,后移新泰县学。当时碑文已多磨灭,虽经江氏细心摩拟,但仍不能补全原文。1965年迁移岱庙炳灵门内,此时已漫灭327字,1983年移岱庙碑廊内。此碑与山东掖县的《郛休碑.》、河南的《太公望表碑》,并称晋代三大丰碑,为泰山岱庙博物馆镇馆之宝。
孙夫人,任城(现济宁)太守羊某(其名无考)之妻,为魏侍中济南孙邕次女,九岁丧母,由其父抚养长大。夫人“少有淑质”,品德高尚,“宽仁足以容众”,并且非常的聪慧“明敏足以辩物”,碑文用了二分之一的文字,描述了夫人出嫁前帮助其父的两个故事,其中之一:夫人父丧妻后,一直未立继室,正好长沙人桓伯序有寡妻伏氏,魏文帝为其父做媒,但其父并不喜欢,想推辞,但帝命难违,一直不能决定。夫人知道后,对其父亲说,你何不以与桓伯序曾是同朝为官的同寮而辞掉这件事呢?其父依其言而行,不但没有受到文帝的责罚,还受到文帝的称赞,其父非常高兴。夫人足不出户,解决了其父的大难题,足见夫人的智慧。就是这样智慧的孙家女儿嫁入泰山世家大族羊氏家族,虽是豪门大族,但夫人“深严有器度,承上接下” “为妇四十余载,言无口过,行无怨恶”,深获羊氏众族人的喜爱。

《孙夫人碑》是现知中国石刻史上有关妇女的第二块碑刻,第一块是汉代伏波将军马援女《马姜墓志》。东汉末年,曹操为抑制奢侈浮华的厚葬之风,下令禁立私碑。这一禁碑令,后来成为魏晋南北朝的通行政令。西晋咸宁四年(278)晋武帝再次重申碑禁,开始了自公元三世纪至六世纪的魏晋南朝碑禁时期。但这一时期的碑禁也并不是禁绝所有碑刻的刻制,由现存晋碑可知,如得到朝廷特许,便可破例。一般可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朝廷直接下诏为大臣立碑,以示优礼;一种是百姓或故吏上表请求为官吏立碑,朝廷“降敕许之”,以抚民望。而据《孙夫人碑》碑文,《孙夫人碑》并非奉旨刻立,因为如确为朝廷特许所刻,应是非常荣耀之事,碑文中当大书特书,但碑文并无一言,况且孙夫人并非重臣名将,只是一位聪慧贤良的普通女性,其颂德碑出现在禁碑令实施期间,且形制“巨大”,应有特殊的背景。
《孙夫人碑》的刻立应与其夫家——泰山羊氏在晋初的不凡荣遇有着密切的关系。孙夫人之夫家,属泰山羊氏之族。秦末为避战乱,一支羊姓族人迁于泰山东麓新泰境内的羊流,历经百年,终成举世瞩目的天下甲族。泰山羊氏与司马氏集团关系密切,羊门之女羊徽瑜为司马师之妻,在司马氏代魏斗争中,徽瑜之弟羊祜、羊琇更是立下了汗马功劳。西晋立国,羊氏宠遇甚厚,族势达到极盛。《孙夫人碑》刻立之时,正是羊徽瑜位居太后之尊,羊祜、羊琇手握重权,羊氏家族势力如日中天之际。


羊氏出身山东衣冠旧族,立碑刻石为其家族的文化习俗,东汉碑铭大师蔡邕是羊祜的外祖父,他曾亲为羊续书碑,《孙夫人碑》的刻立,与羊氏家族素有的文化传统有密切的关系。晋武帝于咸宁四年(278)下诏禁碑,距曹操禁碑令下达已有七十余年之久,距西晋立国也有十四年,其间经历魏晋的改朝换代,政治的动荡,使统治者忙于权力的分配,从而造成碑禁一度松弛的局面,晋代三大丰碑之一的《郛休碑》,刻立于晋泰始六年(270),《孙夫人碑》刻立于泰始八年(272),都在晋武帝禁碑令下达之前刻立。正是在各种历史巧合之下,孙夫人这位在中国历史并无任何丰功伟绩的平凡女性,其身后得以立碑树传,留名千古。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书法进入一个自觉和辉煌的时代,涌现出诸如曹魏时期的钟繇,西晋时的陆机,东晋时的王羲之、王献之等许多书法名家。这一阶段,是中国书法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期,汉字和书法形体急剧变化,隶书承汉之余绪,明显地呈现出过渡期以楷入隶的鲜明特征,形成楷隶及隶楷等书体,《孙夫人碑》就是楷与隶错变时期泰山石刻的典型代表。《孙夫人碑》文词古雅、结体严整、笔画凝重、转折峭拔。由于有些撇捺灵活,为整个碑刻带来活泼气氛。清代书法评论家包世臣认为此碑上承《孔羡》法嗣,用笔沉着不减而体稍疏隽。有专家认为,唐欧阳询《房彦谦碑》出自此碑。
《孙夫人碑》作为晋碑的典型代表,记录中国文字由隶变楷的流变历程,对中国书法的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同时保存下来的石刻文字也可补史料之不足。
《孙夫人碑》作为隶楷错变时期的典型代表,体现了我国文字由隶书向楷书渐变的历程,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在中国书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孙夫人碑》得碑于新甫山下,不仅成为金石学界的热点,也是当时及后来文坛最重大的盛事之一。刘大绅、蒋因培、顾广圻、何绍基等许多著名学者、诗人纷纷为之题咏,黄易、奚冈、王学浩、张震图、郑士芳等许多著名画家以“新甫得碑”为题作 画纪念,共有十二幅。孙夫人碑的发现者江凤彝将友人赠图、原碑拓片及题跋合装一册,编成《晋任城太守孙夫人碑并名家题画、题识合册》,留传于世。除些之外,还有同时画家何道生绘“得碑图”,清末沈塘所临九图,对后世影响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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