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发２０２３年２月号《福建文学》（节选）

山河与故人

——读施晓宇历史文化散文 

龙 潜

1、古典主义

中国历史上的文化名人，他们风华襟抱却命运悲哀。文化创造，需要心灵的真诚和人格的坚强。没有这种真诚和坚强，就没有屈原、司马迁、陶渊明、李白、苏东坡、曹雪芹。但正是这种真诚和坚强，使他们不容于世俗社会。放弃责任良知、退守个人生存空间的世俗化选择，从来没有在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中取得过道义的合法性，因而也没有成为他们作为一个群体的主流选择。然而，1980年代开始的社会历史转型，给中国知识分子带来了巨大的精神裂变。更何况如今也丧失了那种讲究精神高洁的社会氛围。中国知识分子在20世纪后期完成了走向世俗化的历史转变，这是一种陡峭而又平滑的转变。

然而，我们看到也有人坚守知识分子的人格操守。施晓宇就是这样的知识分子。

施晓宇用他的散文讲叙在社会现实的高歌猛进中不应忘却的历史和传统文化。施晓宇散文无论从地域范畴、内容题材还是作家个人的文学观念、审美理想和精神诉求，都在当下中国散文中表现出别样的表述形态与价值系统。

施晓宇近年出版了《洞开心门》《都市鸽哨》《思索的芦苇》《直立的行走》《大美不言寿山石》《闽江，母亲的河》《秋水文章不染尘》《走陕北》等历史文化和地域文化散文集。特别是即出的散文集《施晓宇说史——一个人的另一面》《文人文话》和近年在《人民文学》《中国作家》《解放军文艺》《北京文学》《文学自由谈》《散文选刊》等刊出的作品，更是显示了施晓宇对历史文化的深刻洞察。

我们今天身边大量存在着的是现代形态的文学。这种文学抛弃了传统审美价值,它们全神贯注的是思想的深刻,是对形而上问题的揭示。这种文学,古典主义被看成了一种苍白浅薄之物。这种倾向之下,我们已不可能经常看到像契诃夫的《草原》、蒲宁的《安东诺夫卡苹果》、沈从文的《萧萧》之意境的作品。我们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在美感中心荡神摇醉眼朦胧。现代形态的文学给我们带来的是冷漠与冷酷。这种文学不再庇护我们，慰藉我们和净化我们。一味地形而上一定是我们选择的方向吗?黑格尔说文学最终将与哲学汇合而消亡,我们不拒绝文学与哲学汇合,但假如这种汇合是以文学消亡为代价,那我们宁愿拒绝这种汇合。当下学界关注的也是现代形态的文学，他们似乎忽略了古典主义文学一如从前这一事实。

施晓宇散文在文学追求上是古典主义的。宁静肃穆的古典主义文学是人类黑暗中温暖的光亮。充满悲悯情怀的作家所关注的是受苦受难的人们,他们在善与恶之间,在正义与非正义之间,表现出良知、见识、勇气和一个高尚知识分子所具有的崇高人格。他们对恶的诅咒,对一切被怜悯的人的深切同情,覆盖和诱导了人们心底潜在的美好渴望。

2、非虚构

无论是规模宏大的《奥德赛》还是篇幅短制的《诗经·采薇》都是回到历史，回到传统，回到土地。非虚构文学进入读者视野,是因为非虚构创作坚守与代表了一种思潮和创作理念。21世纪的中国社会进入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深度转型阶段，直面社会、直面生活、直面时代与直面万事万物而还原本质和真相,是普泛的社会心理。非虚构文学，是创作主体以主观视角去挖掘和呈现事实，以真实性原则去还原历史与现实，以文学的方式表达作家的思考。穷尽真相并解密本质,是非虚构文学的责任与使命。

施晓宇散文以非虚构方式，用从容的语言呈现历史文化和人物，力图用一种客观的理性态度再现真实的历史人物和事件。在这样的叙述中，施晓宇的立场始终是中立的，他的书写始终是站在客观的立场去还原历史，挖掘历史背后的现实社会意义。穿梭于历史和现实之间，遇见人被社会赋予的一切。在时光中，在中国社会的进步中，施晓宇相信历史永恒。

中国非虚构散文从内容上考察大致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是家族历史和个人经历为主要内容，如冯骥才的《无路可逃：1966-1976 自我口述史》，这一类是以个人的回忆展现时代背景下个人命运沉浮；二是记录自身的亲生经历，如马丽华的《走过西藏》，这一类作品融合作家的经历与理性思考。施晓宇非虚构散文主要以历史文化、事件和人物为主要内容，书写历史中的风雨和喧嚣。施晓宇散文有时以一种民族志的叙述方式，充满情怀地将历史状态真切地呈现出来。

现代化背景下，人们对于现代的核心要义却知之甚少。我们没有靠近真正的现代，我们却又似乎忘记了历史，我们成为一种处于历史与现代夹缝中的被异化的“过渡性”的人。施晓宇散文通过历史文化和人物的书写，让历史记忆和现实同时呈现，形成连接，创造了一个个具有张力的镜像。施晓宇散文在文本中串联起大量的人和事，构建起别具一格的文本结构，用叙事来表达历史中的各方姿态，从历史的角度探求现代社会问题的根源。

西北大漠多是“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景象，江南水乡多是“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的景致。施晓宇散文将福建独特的人文历史纳入自己的文学书写之中。对于施晓宇来说，福建不仅是地理空间、物理空间，还是心灵空间，他从中获得了精神的引领。现代性语境中，地域文化逐渐边缘化和陷落，施晓宇散文的书写，唤起人们对地域文化的关注，唤起人们思考这片土地与中国和与世界的关系，唤起人们思考融合与冲突、传统与现代、保守与激进在发展与进步中的化解之道。

迈克·克朗在《文学地理学》中认为地理景观应该被视为承载民族故事、观念信仰和展现民族特征的有关“文本”，我们理解文学作品中的地理景观时，应该把地理景观视为“历史重写本”。汪曾祺笔下的高邮、贾平凹笔下的商州，阿来笔下的嘉绒藏区，都是具有独一无二的地域特性存在，承载了作家的情感与生命体验。福建沿海历史应该被纳入中国文学的版图之中。因为福建沿海是时代记忆的承载，是时代风云变幻的见证者。阿斯曼在《文化记忆：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中说：“人类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成为一个有记忆的群体，因此，只有借助于文化记忆，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历史。”这些文化记忆正是施晓宇非虚构散文写作的重要资源，这对于中国文学有重要的建设意义。

施晓宇散文于叙述中始终有一种自我审视,这使得他的散文节奏舒缓,有着淡淡的忧伤和无柰。沈从文曾提到自我审视，大致说过这样的话：离开自己生活来检视自己生活,活人中很少那么做,因为这么做不是一个哲人便是一个傻子。施晓宇散文是历史的“个人经验”的复活，是沈从文说的“生活”之上“生命”的意义。如果说关于历史的书写是一种温习过去,那么施晓宇散文已经展现了强大的还原能力。但施晓宇的书写又不止于历史,他念兹在兹的是文学在广阔的时代中保存历史的痕迹。

3、空间叙事

空间维度在《拉奥孔》中被强调为“高尚的简朴和静穆的伟大”。亨利·列斐伏尔在《空间的生产》中将空间看作是意识形态的产物。雷蒙·威廉斯认为历史和现实有着抵牾的联想。这种分裂和冲突在施晓宇散文中呈现为一种二元对立统一的状态：历史文化空间既是被视为具体的物质形式，是可以被标示、被分析、被解释的物质形式，同时又是具有现实意义的精神形态。

历史是故事的发生地，它以自身的古老性和包容性如鬼魅般吸引写作者。施晓宇《秋水文章不染尘》《走陕北》这两部散文集为我们展开了地域历史的想象与建构。在民族文化认同的过程中，地理空间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在现代转型的过程中，人们开始寻求地域文化认同与自身归宿。其实中国大地上的每一地域都承担着这一重要的使命。一个地域的兴衰命运反衬出百年中国的社会变迁和历史趋势，也折射出历史与文化对于中华民族发展进程的价值。如同巴赫金所说的“道路”时空体，巴赫金说：“社会性隔阂在这里得到了克服。这里是事件起始之点和事件结束之处。”空间叙事中的故事往往是在具体的微观空间中展开。在现代叙事中，微观空间不仅被当作故事叙述的具体环境，还起着推动故事发展的重要作用。例如鲁迅笔下的“酒楼”、老舍笔下的“茶馆”、王安忆笔下上海的“弄堂”，在这些微观空间中，叙事的线性时间被打乱，叙事结构的安排通过空间来完成。

施晓宇散文中还展示了底层民众的群像。这些文字向我们展现了生气勃勃的人文风貌，是作者对故乡和朋友的回望。中国现代化进程使人们白日短行，施晓宇散文对那些人的亲切描写，不仅表现出对小人物高尚精神的赞扬，还是自我的一种精神返乡。——在生活中生活着，或许他们是平凡的人，但他们生活的困境其实是中国之困境，对他们生活迷惘的记叙其实是对中国的展望。

施晓宇是一个十分注重叙事技巧的作家，他的散文运用互文性结构，通过不同文本之间的联系相互映衬、互为补充，增强了作品的层次感。这种橘瓣式结构，从多个视角对叙事空间展开观察与叙述，打破了线性叙事的时间，使多个空间并置，从而在空间与场景的不断变换中推进叙事进程。施晓宇散文中的“互文性”即读者在阅读完一个文本后，可以在其他文本中找到这一文本的补充或延续。橘瓣式空间结构使叙事可以从多个视角展开观察与叙述，使不同人物有自己开口说话的可能，自身形象与特点也因此更加饱满。

这种叙事的建构，完成了对一隅甚至对社会历史的时空回溯。这不是陌生化书写，这是切实展示中国社会景观及众生相，展示作者审视和思考的过程。这种叙述在拓宽叙事视域之余，亦增加了叙事的张力。一个作家写到一定程度，不可避免要触碰历史，因为历史能够给作家提供一个宏观地、系统地把握世界和社会的机会。施晓宇散文表现出强烈的历史意识，他试图带领读者将目光穿越到遥远的年代，基于现实的角度展开对历史的回望和重新认识。施晓宇散文利用空间叙事的形式将“时代感”注入“历史感”，在现实空间与历史空间的交错下，达到对历史的重塑。看似散漫的镜像、枝杈与线索，复活了流淌的记忆，复活了文明。历史是那样的死气沉沉，历史又是那样的春心荡漾。当这些历史景观和人呈现在读者面前时，这就涉及到时代、历史、经济和中国的沧海桑田。

过去的时光仍持续在今日的时光内部滴答作响。这是爱德华多·加莱亚诺的话。

中国历史是那样的喧闹、世俗、宁静、自然、贫穷，充满欲望与梦想。施晓宇散文连接着当下与过往、故乡与远方、自我与世界，蕴含着民族精神文明史的探源意义，也见证着平凡小人物们的宿命。历史没有光华，有的只是一些岁月洇染的戚容和熟腻。

4、时间叙事

时间是笼罩在空间纬度之上的一种强大的力量。历史中那些往事和人物作为一种文学文本的表达，在被阐释的同时也被想象。在当下与过去、保守与激进、传统与现代的比较中，历史的时间体验得到强化。巴赫金在谈到歌德作品中的时间问题时，认为歌德能在物体身上看到不同时间的存在及其背后所蕴藉的思想内涵。某种程度上，历史的遗迹体现为时间的痕迹。历史辉煌的过去以及因地理、政治等原因而逐渐衰落的现状，提供给施晓宇的更像是一种时间性的远距离想象，而非一种叙述元素那么简单。《龙阳之癖》《谒司马迁墓》《辜鸿铭祖地回望》等篇章证明了这一点。这些遗迹为时间所渗透，其意义超越了事物本身，在时间的流年中，这些遗迹展示了时间的绵延性。

张承志说长城可以生动地、缓慢地淌入中国人的肺腑。从这一点看，施晓宇与张承志在对历史遗迹的书写上有共通之处。施晓宇笔下的历史遗迹是历史的浓缩。与张承志不同的是，施晓宇在书写历史时注入了现代意义，其笔下的历史是新视野下的历史。按照巴赫金的说法，虽然时间呈现出连续性，但同时时间也会构筑出一道边界，成为划分历史和现实两者的区隔。施晓宇不仅试图去解释过去的历史是怎样的，也试图从时间缝隙中去寻找过去的历史与现实之间存在着何种的关联。海登·怀特认为，在某种程度上，历史和文学一样都带有某种想象性，而一切的历史叙述在本质上都是文学性的，为揭示历史的这种文学性，他建议将历史话语的主要类型看作是散文话语的类型，因为散文话语的类型“是根据他们在不同程度上喜欢使用的比喻模式用修辞理论加以分析的。”由此，我们可以窥探施晓宇在描述历史时看似客观的描述背后所隐藏的言外之意。

时间是一种较为具象的存在，而空间是一种较为具体的存在。从外在艺术结构形态来说，《访蒲城三陵》《朱仙镇里谒岳飞》《一代宗师宋慈》这些篇章大都以“地点·人物”的方式进行命名。按照陈平原的观点，不同空间场景的并置、对比、组合，可以使文本获得另外一种较为特殊的美感效果。这样的布局其实隐藏着施晓宇对散文的整体构思以及对历史的理解和想象。约瑟夫·弗兰克指出普鲁斯特、乔伊斯、艾略特的作品是用“同在性”取代了“顺序性”，因而是“空间的”。显然他所指的空间是抽象化的、符号化的空间，也即是文本的空间形式和空间结构。施晓宇散文中，其主要体现为时间的淡化和时间的凝固，从而赋予了时间以精神内涵、文化内涵甚至是生命内涵。场景的描绘，实则是时间的凝固和空间效果的突出，因为时间的定格往往可以使事件表现为一种空间形态。首先，从施晓宇选取的意象看，不管是《屹立的马尾》还是《杜陵四苏》这类作品，其本身就体现出时间的空间化特征；其次，这也是弗兰克所谓的空间描写，就像电影里面的定格画面一样，时间在这里被凝固、被定格、被停止，这跟图像叙事有了共通性。

施晓宇对历史文化的写作并不是乌托邦式的理想构建，而是试图通过不同时空的拼接和并置，把历史真实地展示出来。而这种异时性并置的书写方式，有效地突出了知觉上的同时性。《秋风秋雨感业寺》《马嵬坡与杨玉环》《他乡遇故知》这些文本因此成为充满立体感的空间图景。历史的异质性、非理性、边缘性和陌生感更多来自作家自身的体认。所谓历史想象，离不开历史的文学性感知、体验和表达。古人就常常在想象中构建“天下”的概念。

施晓宇散文中时间叙事是寻找历史意义和文化内涵的重要手段，他善于用时间的穿越去强调一种历史的时间体验。历史时间在施晓宇散文中并不只是作为背景而存在，也作为一种行文逻辑或者写作策略。其中，时间的空间化以及多重空间的并置是施晓宇散文呈现空间形式的最主要手段，前者使时间被淡化，空间由此被赋予了更为丰富的意义；后者使其散文能

够容纳更多的共识性场景，由此展露出对空间化效果的追求。

5、想象

中国散文发展历程中，“真实”作为传统散文的基石一直被不断强调。然而，众多散文作家尝试在散文中加入想象的成分并因此获得了成功，余秋雨《道士塔》就将许多虚构的场景和情节引入文中，余光中《年轮》就在写实与想象之间来回穿梭。施晓宇的《空海：中国取经》《屹立的马尾》《杜陵四苏》等作品，同样也是由于涉及大量的想象成分才显得丰满。虚实结合一直是中国艺术的特点，文学艺术要求从虚与实的结合和统一中寻找艺术的美。很大程度上，文学对历史的想象是对历史空间的一种重塑，不仅能够反映作家的情感与态度，也影响读者对历史的解读。在中国古代文论中，“想象”是文学的核心词。近几十年文学想象的研究集中在两个方面：第一种是从心理学角度来考察文学的想象问题，很大程度上将文学想象与形象思维等同起来，如金开诚的《文艺心理学论稿》和朱光潜的《文艺心理学》；第二种是从语言艺术的角度考察文学的想象，认为文学语言能够实现“想象力的振奋”，倡导从文学话语中寻找文学的“表现链”，如童庆炳的《文学审美特征论》和杨守森的《艺术想象论》。

施晓宇散文的想象本质上是自由性、超越性和创造性三者的统一。首先，自由性表现为施晓宇笔下的想象具有既包含某种在场的东西，又包含某种不在场的东西，是用有限的在场来表示无限的不在场；其次，超越性表现在施晓宇对于表象的想象既能够突破自身，又能够突破客观现实以及时空限制，这是情感体验和价值判断的升华；最后，创造性表现为施晓宇散文既能创造出新的文学形象，又能把新形象综合成一个统一的整体，这是对历史想象所具有的表现性、象征性和创造性的综合呈现。特别要指出的是，虽然施晓宇散文对历史的想象是基于历史特有的地理空间、历史变迁和文化形态，但作为一种文学创造活动，这具体又涉及到对历史的感知、筛选、描述和意义赋予，表达的是对历史的认识、期待、回忆，因而无法避免作家主观色彩、审美情感和心灵启悟的浸染。所以，与其说施晓宇散文是对历史真实状态的记录，不如说是以历史为创作背景，在结合作家个人经历与体验、回忆与期待的基础之上对历史所作出的一种想象。实际上，散文中的“历史”都是想象的、生成的和动态的，是被作家作品不断建构起来的，并由地域不同呈现出较为显著的空间特征。比如沈从文散文中古老而神秘的“湘西”，刘亮程散文中孤独而和谐的“黄沙梁”、马丽华散文中神圣而厚重的“西藏”，正是这些作家在特定空间之中用文学建构起来的形象，才构成了一个作家的总体想象和多样描述。

施晓宇散文的历史文化情结是一种矛盾情感。这种情结一定程度上是对现实的忧虑与焦灼、逃离和拒绝。按照弗洛伊德的观点，情结的产生主要源于主体在童年时期经历过的创伤性经验。童庆炳曾将童年经验划分为缺失性经验和丰富性经验。对于施晓宇来说，书香门第的少年生活对他的思想意识、形象记忆、情绪感应和文学创作都产生了深刻影响。

《我与地坛》中，史铁生对生命的礼赞，很大程度上是缘由身体缺陷带来的心灵创伤。泰戈尔《吉檀迦利》对美与自由的追寻，也缘由民众需要抚慰和疗救。现实中无法获得的，可以在想象的世界里得以满足、替代或消解。施晓宇通过写作进入虚幻的历史世界，缓解现实的疼痛，实现自身的精神救赎与精神超越。亚里士多德认为悲剧能够通过引起人类的恐惧和怜悯起到宣泄情感的重要作用。与其说施晓宇进入历史是为了与历史沟通，倒不如说施晓宇是想从历史中实现自身的精神救赎与精神超越。这是一种自尊甚至是一种倔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