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印象中，陈克艰喜欢谈论研究的方法，并且颇有方法在握的自信和自得。探讨方法论本来没什么不好，可是陈克艰的文章充分表明他对于正确的学术研究方法相当无知，缺乏常识。正因为如此，陈克艰对方法论的谈论就成了不切实际的空谈、曲折晦涩的文字游戏和散布谬论的跑马场。

什么是学术研究的正确方法？或者说，学术规范的根本点在哪里？陈克艰将“以‘假设’解释‘证据’”当作一种可行的“历史考证”的方法论是否恰当？很有趣，陈克艰恰恰是在这个问题上又一次暴露了他对于“对历史考证的方法论性质完全缺乏了解”。

梁启超先生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总结了乾嘉“正统派之学风”的十大特色，其中第一条就是：“凡立一义，必凭证据；无证据而以臆度者，在所必摈。”这就是要求每一个论点都必须得到切实可靠的证据的支持和验证。此外，另有两条特色值得特别提出来作为历史考据（包括红学考据）的原则和方法：

孤证不为定说。其无反证者姑存之，得有续证则渐信之，遇有力之反证则弃之。

隐匿证据或曲解证据，皆认为不德。

“以‘假设’解释‘证据’”怎么可能是一种可行且正确的研究方法呢？“假设”必须得到“证据”的支持和验证才可以成为定说，“假设”解释“证据”的一个严重后果就是理论先行、预设结论、以己度人、强词夺理、曲解证据、走向谬论。

在现实中，所谓的“红学”恰恰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假设’解释‘证据’”，这是“红学”走向末路的一个致命原因。关于这一点，下文将详细论及，这里我只需要指出，陈克艰不以非为非，反以非为是，标举错误的方法论为历史考证的标准，这就是一种无知。如果这种错误的言行不是源于无知，那就是源自为谬论极力辩护的低劣品质，二者必居其一。

“红学”的研究方法是有很大问题的，一些清醒的专家学者早就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1972年5月，美国威斯康辛大学资深教授周策纵先生在香港《明报月刊》第七十七期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论〈红楼梦〉研究的基本态度》的论文，言辞敦厚恳切地提出：我们应该改进研究的基本态度和方法。他写道：

三十年以前（按，指20世纪40年代）我就常想到，《红楼梦》研究，最显著地反映了我们思想界学术界的一般习惯和情况，如果大家不在基本态度和方法上改进一番，可能把问题愈缠愈复杂不清，以讹传讹，以误证误，使人浪费无比的精力。而“红学”已是一门极时髦的“显学”，易于普遍流传，家喻户晓，假如我们能在研究的态度和方法上力求精密一点，也许对社会上一般思想和行动习惯，都可能发生远大的影响。

自周先生发出这番议论到如今，30多年过去了，而在此期间，“以讹传讹，以误证误”的研究不知凡几。2005年6月30日，《南方都市报》发表了一篇对著名红学家胡文彬先生的访谈报道《勿以〈红楼梦〉欺世盗名》，胡先生在访谈中尖锐地指出了目前红学研究中出现的弊病：

现在所谓的“红学热”是一种发高烧，是虚热，繁而不荣，是塑料花装饰出来的繁荣。从学理上来说，这些书能进入学术性研究的不多，戏说的成分太多。……至少我认为不是真正的繁荣，而是一些所谓的红学家在那里高谈阔论摆龙门阵。

胡先生在访谈中提出了一个学术研究的原则，他说：“研究当然不只是一种考据，而应该是百家争鸣，但百家争鸣是必须在一种学术规则之下的，你不能胡说八道。……红学研究我们要百家争鸣，但不管是什么动机，必须维护一个原则，那就是可验证的。”

胡先生提出的这个“可验证”的原则，就是考据学的核心要义，是实事求是的基本要求，也是科学赖以发生和发展的起点。

王蒙先生对“红学”的方法论有一段准确的描述，他说：“红学是一门非常特殊的学问，它与我们接受新学以后引用的以拉丁语名词为本源的许多概念，比如地理学、物理学、哲学等都不一样，它是非常中国化的一门学问。不是一门严格的科学。它不完全用严格的逻辑推理的方法，如归纳或演绎，也不完全用验证的方法来研究。更多的时候采用的是一种感悟，一种趣味，一种直观、联想、推测或想象，而这些都是不那么科学的。”

不科学的方法论，何以在陈克艰那里成为了一种标准，甚至还让他到感到“红学”研究的“魅力”呢？不客气地说，这种“魅力”绝不是源于对真知的渴望，或者来自严肃学术研究的鞭策；相反，这种“魅力”只能是以谎言和空谈换取名利的鬼迷心窍。

我在论著《破译红楼时间密码》的序言（研究综述）《论主流红学研究的全面破产》一文中总结先贤对学术研究方法论的论述，提出了红学研究必须遵循的学术规范和方法，概而言之，就是“实事求是”；通俗地说，就是“拿证据来”；用法学术语来讲，就是要求必须“使用恰当证据以证明案情真实情况”。

事实上，如果我们用这样的标准仔细考察百年红学的研究过程及其结论，就会发现：所谓的“红学”严重背离了实事求是的原则和方法，实实在在是“以讹传讹，以误证误，使人浪费无比的精力”。在一些最基本的问题上，如作者是谁，后40回与前80回的关系究竟如何等等，百年红学谬论频出，毫无建树；“曹雪芹是作者”和“后40回为续作”这两个“主流”观点是得不到任何实证支持的谬论。说的再不客气一点，百年红学由于方法论的谬误，已经沦为了一个巨大的学术垃圾堆，败坏学术，荼毒人心，误人子弟，损害国家。

如此糟粕，陈克艰何以倾心向往，无原则地和稀泥呢？是因为无知，还是因为其他不可告人的心理障碍呢？

（未完待续）

刊谬论南方周末助纣为虐

尚空谈学术骗子掩耳盗铃

一、老账新账一起算
二、陈克艰的真实意图
三、陈克艰对学术研究方法的无知
四、陈克艰对“证据”的无知
五、陈克艰对红学研究现状的曲解和遮蔽
六、对《南方周末》的诤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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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一、陈克艰先生的误读